中国藏学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迈入新时代

2017-12-18 14:00: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勇

 

 

　　喜马拉雅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洛研究员提出，1890年中国和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明确规定中国与哲孟雄（锡金）以分水岭为界。检索史料可知，《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实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清朝中央及驻藏大臣升泰妥协投降思想的产物。中锡边界自1792年始，即以则里拉南六十里的日纳宗宗城为界，即使在1890年的中英交涉中，双方都承认，分水岭南侧的隆吐格雅群，则里拉以外之冻曲，佐拉以外之昌贡拉，乃堆拉、雅拉以外之那甲布丁，拉钦、拉琼以外之丈结拉等地方为亚东牧民游牧地。但是，最终以西藏牧民“过牧”论处，划给锡金。对此种处理，噶厦政府及当地百姓不予承认，引发了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他认为，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研究迫在眉睫。

 

　　西藏民族大学康欣平教授对锡金间谍事件与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903年7月，英印政府派出的两名锡金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抓获，这件事本来对英国不利。但是，在强盗逻辑下，英国反而变理亏为“理直气壮”，以此为借口之一来策动侵略西藏的战争。相对英帝国的咄咄逼人、颠倒黑白，清政府处理锡金间谍事件失当。庆亲王奕劻在没有调查情形下就下令放人，而前后两任驻藏大臣裕钢、有泰也没有将此事彻查到底。带领英兵到达拉萨的侵略头目荣赫鹏，对两名锡金间谍被释放进行“美化”宣扬，这是强盗逻辑的表现。

 

　　与会青年学者发言积极、交流深入，碰撞出许多值得关注的学术观点。陕西师范大学陶源副教授对俄罗斯藏学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成就进行了梳理。她强调，俄罗斯藏学是世界藏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起源于18世纪20年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彼得堡和布里亚特两大学派，涌现出大量学者和著作。藏学和蒙古学是俄罗斯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藏学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直到当代的彼得堡学派和布里亚特学派，撰写或翻译了近百部重要的藏学著作，它已经成为世界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最后，她对俄罗斯藏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如下总结：俄罗斯藏学早期成果突出，施密特的《藏语语法》《藏俄词典》是世界早期的藏学著作。典籍翻译成就突出，《如意宝树史》《布顿佛教史》《青史》《俱舍论》等俄文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是世界藏学研究的大事，其研究和翻译的精细程度值得称道。藏学研究集中在佛教和藏医学两大领域，其中佛教哲学是彼得堡和布里亚特学派共同的研究话题，而藏医学在布里亚特的藏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布里亚特人是蒙古人的一支，信仰佛教，因此，布里亚特藏学更多结合了贝加尔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借助俄语，该学派为佛教和藏学研究在俄罗斯乃至欧洲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自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拉毛吉指出，藏族历史上出现过各种纪年方法，敦煌文献P.T.1288、P.T.1287、P.T.1286记载了狗年（650）至兔年（763）间吐蕃的重大事件，其纪年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法曾流行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至今，汉、藏、蒙古族仍普遍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此外，苯教文献中出现过一种纪年方法，藏文称之为 “梅瓦纪年”（smeba’i’khorlo），她将其译为“九宫纪年”。它结合阴阳五行、十二生肖和九宫的排列组合进行推算，形成了180年的周期循环，亦可看作是将干支纪年变异体的60周年循环三次，且以首、中、尾九宫为三次循环的名称，再配九宫序数加以区分。拉毛吉试图通过研究九宫的纪年方法剖析外来文化在西藏的发展与演变，进一步说明藏人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方式和其独特的创新能力。

 

　　蒙古族青年学者杨晓华博士提出，《普曜经》（一部27品构成的梵文大乘佛传，以佛教混合梵文，记载了佛祖释迦牟尼从“兜率天降生”到“初转法轮”的重要事迹）的校勘和对比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以往研究中有梵藏对比、梵汉对比、藏蒙对比等研究。其中，梵藏和梵汉对比研究较多，而藏蒙对比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她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普曜经》第一品及其汉文、藏文、蒙古文三种翻译进行对比，概括地论述了各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魏毅博士认为，在藏区基督教传教史（17—19世纪）领域，现有研究的文本焦点大多集中于传教者的单边叙述，而对藏人基于自身的文明传统对于基督教的文本回应缺乏关注，单纯的“传教”视角显然不能涵盖基督教与藏传佛教交流及碰撞过程中的丰富细节。在他看来，《世界广说》的文本意义不仅是藏人以藏文撰写的首部完整的世界地理著作，在藏传佛教与基督教的交流史领域代表着19世纪前期藏人对基督教的认知高峰。较之《如意宝树史》《土观宗派源流》对于基督教的简略叙述，《世界广说》在基督教的教义、历史和人物等层面皆有较为深入的认知。

 

 

　　在闭幕式上，扎洛认为，真正的喜马拉雅研究需要一些基本条件，或者说有一个门槛，即必须具备多语言的能力。对于东部地区，或者喜马拉雅山相对靠南地区的研究，不仅需要一些汉文、藏文和英文的材料，还需要其他语种的材料。比如现在在藏学界，关于尼泊尔语的研究和人才很短缺，这就意味着大量相关尼泊尔历史文献和档案，我们都无法阅读，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 “首届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正逢其时。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在努力实现其国家智库功能的同时，能够推动我国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和国际学界的对话。另外，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强强联合，同时解决了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中语言基础薄弱与外语学科固化两大难题。

 

　　日本学者岩田启介阐释了研究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他提到，与日本藏学界目前主打藏传佛教理论研究不同，这次学术讨论会包含佛教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方面面，研究水平很高，体现了中国藏学研究多学科、多语言齐头并进的特点，也对日本藏学今后的多样化发展有启发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启龙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只有打破学科间的藩篱，才能实现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创新；只有从国家现实需求与国际视野出发，才能实现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长远发展。他希望青年学者不但要有坚实的学术素养，还要进行高尚的人格塑造，尤其是人文学者，应该有一种家国情怀。他倡议：“将我们的心在青藏高原安放，将我们的研究动力朝着国家建设需要的问题导向，共同努力推进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