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如何传入元代蒙古

2015-09-01 10:50:39   来源:文汇报   点击:   作者: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宫廷修习藏传密教秘史对后世中西方色情化藏传密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则湮没无闻。要还原这一段长期被人误解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至少要对《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那些常为后人诟病和渲染的故事做出符合历史和宗教之实相的解释。
  原标题:藏传佛教如何传入元代蒙古: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还原历史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宫廷修习藏传密教秘史对后世中西方色情化藏传密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则湮没无闻。要还原这一段长期被人误解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至少要对《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那些常为后人诟病和渲染的故事做出符合历史和宗教之实相的解释。

  蒙古征服世界留下的一个持久的影响是蒙古人整个地变成了藏传佛教徒。于今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为伊斯兰教所覆盖,可唯有蒙古人依然是藏传佛教徒。现今世界闻名的“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原本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1507—1582)于1578年赐给第三世“一切智上师”索南加措(1543—1588)的一个封号,而俺答汗自己的孙子云登加措(1589—1617)即被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即使是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加措(1617—1682),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也正是因为得到了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1582—1655)的军事支持。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1735—1795年在位)在他的《喇嘛说》中直言:“各部蒙古一心归之(达赖和班禅喇嘛),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换言之,满清皇帝推崇藏传佛教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安抚桀骜不驯的蒙古人。而一直到20世纪,蒙古人通常将其经济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进藏熬茶”,成为维持黄教在整个卫藏地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之优势的有力保障。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蒙古人最初是如何接受藏传佛教的,或者说藏传佛教最初是如何在蒙古人中间传播的,哪些藏传佛教义理和修法曾经在蒙元时代(1206—1368)蒙古佛教徒中流行过等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迄今为止,有关这段历史的最详细的汉文记载见于元末明初的一部题为《庚申外史》的野史之中,它是这样说的:

  癸巳,至正十三年(1353),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阴荐西天僧行运气之术者,号“演揲儿”法,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蛊惑上心。哈麻自是日亲近左右,号“倚纳”。是时,资政院使陇卜亦进西番僧善此术者,号“秘密佛法”。谓上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上喜,命哈麻传旨,封为司徒,以四女为供养,西番僧为大元国师,以三女为供养。国师又荐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马的、秃鲁帖木儿、脱欢、孛的、哇麻、纳哈出、速哥帖木儿、薛答里麻十人,皆号“倚纳”。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倚纳辈用高丽姬为耳目,刺探公卿贵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择其善悦男事者,媒入宫中,数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贵人之家,私窃喜曰:“夫君隶选,可以无窒滞矣!”上都穆清为閤成,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为“大喜乐”故也。

  在这段记载中出现的于元朝蒙古宫廷中流传的藏传佛教修法有两种,一种是“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运气之术”,或曰:“演揲儿法”;另外一种是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或者又名“多修法”,即藏传密教中的男女双修之法,听起来像是一场君臣共演的群交派对。除此之外,《庚申外史》中还提到了一种名为“十六天魔舞”的藏传佛教仪轨,它说:

  [正当红巾军兵临大都城下],而帝方与倚纳十人行大喜乐,帽带金佛字,手执数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璎珞,品乐器,列队唱歌金字经,舞雁儿舞,其选者名十六天魔。

  蒙古皇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因为“酷嗜天魔舞女”,不惜在宫中挖地道,每天“从地道数往就天魔女,以昼作夜”云云。

  《庚申外史》中记载的这些道听途说来的故事本来属于小说家言,可是,它们却被明初官方史官全盘接受,统统编进了官修正史——《元史》之中。于是,这段莫须有的野史,一下变成了元末宫廷修习藏传佛教史的官方说法。而且不管是“秘密大喜乐禅定”,还是其他各种修法,至此皆曰:“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从此藏传佛教变成了“房中术”、“淫戏”的代名词,甚至还是直接导致堂堂大元不足百年而骤亡的罪魁祸首。曾经天下无敌、不可一世的世界征服者,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傻瓜,丢掉了江山、留下了恶名。元朝末年曾有人这样总结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一统天下,遂使“中国一变而为夷狄”,而西藏喇嘛于蒙古宫廷传播的密法又使“夷狄一变而为禽兽”,遂使“堂堂人主,为禽兽行,人纪灭亡,天下失矣”。

  事实上,《庚申外史》中的这段记载根本不足凭信,如“谓上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云云,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是胡人胡语,而更像是汉地奸佞之臣常说的能“蛊惑上心”的胡话。这段记载中或还算可信的反倒是那些我们根本看不懂的非汉语词汇,或者说那些我们不理解的非汉族文化/宗教传统中的东西,如“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等,作者对道听途说来的这些词汇和故事,自然不明所以,所以只好把这些令人费解的术语记录下来,再在上面添油加醋、乱说一番。

  非常不幸的是,以上所说的这些故事虽然以讹传讹,真假难辨,但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由于它们为汉族史家耳熟能详的末世宫廷叙事增添了富有异族情调的新佐料,故常为后世汉族士人所津津乐道。元以来的汉文文献中,不断出现这些故事的新版本,甚至常常流为色情小说的主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见于传为明代著名江南才子唐寅(1470—1524)之手的色情小说《僧尼孽海》之中。《僧尼孽海》有一回名“西天僧、西番僧”,即是根据《庚申外史》中有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1333—1368年在位)宫中修“秘密大喜乐法”的故事添油加醋而成的。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唐伯虎直接将这种“秘密法”演绎为龙飞、虎行、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鱼游、龙交等号为“采补抽添”之九势,它们来自汉族之房中经典《素女经》,与藏传密法修行风马牛不相及。这说明明代(1368—1644)汉族士人对来自西番的“秘密教”一无所知,他们必须借助汉族自己文化中的“背景书”才能对这种属于异文化的东西做出解释。

  元代汉族士人对藏传佛教的误解,或者说“巫化”和“色情化”,甚至还通过马可·波罗(1254—1324)的传播影响到了西方世界。Netflix最近发播了一部多集连续剧《马可·波罗》(MarcoPolo,2014),看过这部片子的一位西方藏学家朋友告诉我说,其中马可·波罗初见忽必烈汗的场景就像是马可·波罗闯进了正在蒙古宫廷中上演的一场狂欢(orgy)之中,实在是匪夷所思。可见得西方人对藏传佛教同样充满了很多情色化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还在不断地演绎下去。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于西方世界日益受到欢迎,显然密教性爱对西方的西藏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至少也是令西方人对藏传密教着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将藏民和藏传佛教色情化的传统或确实开始于马可·波罗时代,尽管马可·波罗一定没有亲自涉足西藏的土地,但他于中国旅行时一定听到了很多有关西藏喇嘛们的种种神奇和情色故事,所以他叙述的西藏和西藏喇嘛形象,与元代汉文文献中透露出来的基本一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将西藏神话化、香格里拉化之前,西方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同样常常被密教性爱所笼罩,Lamaism与喇嘛教绝对是异曲同工。

  综上所述,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宫廷修习藏传密教秘史对后世中西方色情化藏传密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则湮没无闻。要还原这一段长期被人误解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至少要对《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那些常为后人诟病和渲染的故事做出符合历史和宗教之实相的解释。例如,“演揲儿法”于汉文化传统中一直被人当作“房中术”或者“双修”的代名词而臭名昭著,但迄今却还没有人能够对其本来含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般说来,解读古汉语文献中的那些胡语(非汉语)词汇是西方汉学家,或者如傅斯年(1896—1950)先生所称的“虏学家”们拿手好戏,那些令仅懂汉语文的博学鸿儒们一筹莫展的东西,到了通晓诸多胡语的西方汉学家(语文学家)那里通常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里所涉及的显然并不仅仅只是解决几个非汉语语词的来历和解释问题,远比解读这几个胡语词汇来得复杂、难解的是,我们当如何来理解和解释这些怪异的语词所表述的藏传密教仪轨的特殊内容和意义。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一方面以往的西方汉学家、语文学家们显然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最早将《元史》中有关“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的这个段落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著名的荷兰业余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先生,他不但对像“演揲儿”这样来历不明的词汇与我们一样无能为力,而且为了硬要给“十六天魔舞”以一个至少表面上说得过去的解释,他还别出心裁地将本来只是一位蒙古王子的名字的“八郎”解读为“八个男人”,以符合他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配对跳天魔舞的假想。随后,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藏学家都曾尝试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揭开“演揲儿”这个谜团,如法国杰出汉、藏学家石泰安 (RolfStein,1911—1999)先生曾将“演揲儿”解释为一个汉语、胡语混杂的动宾结构词汇,“演”是汉语动词,意为exécuter,或者pratiquer,即“表演”、“修习”的意思,而“揲儿”则是蒙古语词jiral的音译,意为“喜乐”,所以“演揲儿”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表演”或者“演习”喜乐。而德国战后汉学的领军人物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2011)先生则把“演揲儿”还原为一个蒙古语词汇,说它是覿ld覿r或者覿nd覿r的音译,意义皆为“喜乐”。不幸的是,他们的这两种解读不但没有文献学上的任何依据,而且明显受了元明时代汉文文献的误导。将“演揲儿”指称为“大喜乐”不过是明代史臣抄录《庚申外史》相关记载时犯的一个可笑的错误,它原本与“大喜乐”毫不相干,而是指一种“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运气之术”。

  从以上这个例子中,我们得出的一个深切体会是:语文学并不是对业已形诸文字的历史资料中的语言的研究,而是将文本置于其本来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的深刻的研究和理解。事实上,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之前,我们对产生这些词汇及隐藏于其背后的藏传佛教仪轨的“本来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语境”知之甚少,特别是对藏传密教的修法及其象征意义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能苛求石泰安、傅海博等前辈语文学大家当年就能够正确地解读这些怪异的胡语词汇。藏传密教研究的相对繁荣不过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事情,要最终揭开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历史之真相,我们必须要借助学界对藏传密教进行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

  要正确解读这些被汉族士人从它们原来的语言和宗教语境中搬离出来,并断章取义,或者以讹传讹而流传下来的密教语汇,我们应当想办法把它们放回到其原本的语境中去,设法在相应的汉、藏文文本中找到这些语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的语境中确定其本来的语言和宗教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并没有找到这样的文本,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这样的文本多半是纯粹宗教性的,其中包含太少的普通的、传统的历史信息,故每每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进而言之,若对藏传佛教之义理和修习缺乏基本的了解,那么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语文学家,他们多半根本读不懂这类文本,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了。只有至少掌握了汉、藏文两种语文工具,对藏传佛教有深切的领会,并对蒙元时代的汉藏交流史有深入的研究,方才有可能于此领域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近十余年来,我们有幸陆续发现了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首先我们于上个世纪末才为中国学者所能利用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系列汉文、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然后重新认识了《大乘要道密集》这部此前唯一为人所知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集成对于研究藏传佛教于西夏、蒙元和明代传播历史的重要意义,紧接着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图书馆,以及中国西北省区陆续新出土的文献中,找到了大量与藏传密教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的发现为我们最终揭开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历史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要将汉文、西夏文、畏兀儿文、蒙古文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转变为研究元代藏传佛教史的历史资料,我们必须采取从多语种文本的对勘和比较研究中来建构历史的学术方法,舍得花大力气从浩如烟海的藏文佛教文献中一一寻找出这些汉、西夏、畏兀儿、蒙古文译文的原文本,确定其最初的来历,然后通过对各种文字译本的对勘和比较研究,及其对传译者身份的钩考,大致确定这些文本传承的年代和先后顺序,从而勾画出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脉络。与此同时,通过同定这些译[传]本的藏文原本,利用原文本对勘、厘定和解读这些译[传]本的内容,找出与汉文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那些藏传密教修习、仪轨之名相对应的藏文词汇,把它们放在藏传密教修习的本来的宗教语境中做出准确和合理的解释,以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文本中所涉及的藏传密教修法和义理。

  这些年来,我们正是依靠上述这种学术方法对我们寻找到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以及与其相应的西夏文、畏兀儿文文献进行了仔细的文本对勘和研究,使我们今天终于能够揭开于蒙古宫廷所传藏传密教仪轨的真实面貌。对《庚申外史》中提到的这三种藏传密教修法,我们终于可以还其以本来面目,去除人们对其长期的、根深蒂固的色情化的误解。

  第一,所谓“演揲儿法”,即“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运气之术”,原来指的是藏传密教中的幻轮修法(’khrul’khor,’phrul’khor,或曰“机轮”、“旋轮”和“乱轮”等),这是通过一系列的肢体动作(瑜伽),来修习人身中的风(rlung、气)、脉(rtsa)和明点(thigle)等。修习幻轮的目的主要在于调节风脉,强健身体,以帮助修行者消除身体的各种疾病,打开体内各处脉结,维持脉管中气息的畅通,并能使人的身体具有八德五相等威仪。它是一种类似于今日流行之气功的瑜伽修习法,西方人称之为MagicMovement,多为藏传佛教各派所传无上瑜伽部究竟修习法,或曰圆满次第修习之前行。例如,萨迦派所传的拙火定、欲乐定修法等,都以“幻轮”修法为其之辅助(准备)修法,亦常被称为“调身仪”、“整身仪”和“治风脉定”等等。这种幻轮修法多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多种与萨迦派所传之道果法的修习仪轨中,在辽宁省图书馆中找到的罗振玉于清内库大档中抢救、结集的《演揲儿法残卷三种》中,我们还见到了一部直接题名为《道果机轮》的残卷,说的正是“幻轮”(机轮),或者“整身仪”修法,这或说明这种修法甚至在蒙古统治中国以前的西夏时代就已经开始流行,它是萨迦派所传道果法修习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一部传自清代宫室的《修喜[金刚]佛图》,图文并茂,其主要内容就是图示萨迦派所传修习喜金刚本尊瑜伽的所谓“喜[金刚]佛三十二妙用定”,内分顺行、逆行和混行,共九十六种图式。而这种“三十二妙用定”实际上就是萨迦派所传的一套完整的“幻轮”修法。按照我们的研究,这部《修喜佛图》应该成书于明初,很可能也是明初著名大译师莎南屹啰的作品,然后于清代乾隆朝被重新写绘,曾为皇帝御用之宝。由此可见,这种“幻轮”修法曾流传于自西夏,历元、明而入清的所有朝代,它不是一种“性瑜伽”,也与宫廷的淫乐无关。至于“演揲儿”这个词的词源或确有可能如卓鸿泽先生曾经推断的那样,它是与梵文词Yantra对应的畏兀儿语词Yant觙r的汉语音译。藏传佛教中所传的“幻轮”修法当与源自印度的YantraYoga相应,于今在西方世界广传“幻轮”修法的藏传佛教宁玛派著名上师南喀诺布先生就直接将这种于西藏流行的肢体运动瑜伽称为Yantra Yoga(Tibetan Yoga of Movement,TheArtand Practice ofYantraYoga),或曰“演揲儿法”。

  第二,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或曰“双修法”、“多修法”,即是藏传密教无上瑜伽修习中的“欲乐定”修法,或曰“大喜乐禅定”,这确实是一种依持“行手印”,或曰“明妃”修习欲乐,渐次得“四喜”,体认乐空无二之理,现证究竟菩提,即身成佛的一种修法。这种修法或是密教性爱的最经典的一种形式,是密乘佛教无上瑜伽部之瑜伽尼本续的修法。它当早在西夏时代就已经由萨迦派上师传入,《大乘要道密集》中所见的一部传自西夏时代的修习道果法的长篇仪轨《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中就有修习“欲乐定”的完整仪轨。由于萨迦派所传之道果法以《吉祥喜金刚本续》为其根本所依,而后者常常被称为《大喜乐本续》,故《元史》“释老传”中说“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歇白咱剌”即Hevajra,或者其藏文形式Hebadzra的汉语音译,所以“秘密大喜乐禅定”也可能就是指与“喜金刚瑜伽”(Kyeerdo rje’irnal’byor)相关的一些瑜伽修习法。毋庸讳言,“欲乐定”修习确实可以是一种“双修”法,但其实际的修法并非只是依持“行手印”(明妃、空行母)实修欲乐定一种,它同样可以依持“法手印”、“记句手印”和“大手印”,于观想中入欲乐定,体认空乐无二之理,即身成佛。而且,前述这部道果法仪轨还明确规定“今依密教在家人则依行手印入欲乐定,若出家者依余三印入欲乐定,契于空乐无二之理也”。元朝宫廷或确实曾经传播过这种“欲乐定”修法,但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西夏时代所传汉译藏传密教仪轨中可以看出,欲乐定的修法当早于元朝就已经在中央欧亚和汉地流传了,传说元朝首任帝师八思巴上师曾三次给蒙古大汗、元世祖忽必烈皇帝及其皇后、帝室以喜金刚灌顶,可见元朝蒙古人修习“大喜乐禅定”当也不是于元末宫廷中才开始的。可以肯定,元代西番上师所传的“欲乐定”修法作为一种严格、秘密的宗教仪轨,它与汉族士人所津津乐道的于元末宫廷中上演的淫戏——“秘密大喜乐禅定”当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长期以来,“十六天魔舞”被人误解为是元末宫廷中才出现的、以藏传密教仪轨为名而上演的一种供蒙古皇帝及其大臣们享用的色情舞蹈,天魔舞女通常被视为元末皇帝淫乐无度的对象,这或当又只是汉族士人的一种无知的想象。于藏传佛教的语境中,“十六天魔舞”原本是对无上瑜伽部本尊胜乐金刚之中围(坛城)的一种供养,由十六位“明母”,或者“天女”,手持各种乐器,随着特定的念诵和音乐翩翩起舞的一种宗教舞蹈,它的本来面目不但与情色、淫戏无关,而且常常只是一种“意生供养”,即是密教行者自心间化出十六天魔舞女,于其观想中以想象的“十六天魔舞”的形式作为献给胜乐佛之坛城的一种供养。是故,它甚至不需要由十六位天魔舞女真实地演练。作为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母续的主要本尊,胜乐的修法自西夏时代开始就已经于中国西北地区广为传播,于今所见的几部以汉文、畏兀儿文传世的《吉祥上乐轮中围现观修习仪》中,我们多次见到了有关“十六天魔舞”供养的内容。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一部源出自西夏时代的题为《大集轮□□□声颂一本》的修习胜乐轮本尊仪轨中,我们首次见到了“十六天魔”舞女的完整名录。元代政书《元典章》中也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朝廷就下令“今后不拣甚么人,十六天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这大概是因为“十六天魔舞”本来是一种崇高的宗教舞蹈,不宜于世俗社会随便乱弹乱唱的缘故,故受到元朝廷明令禁止。这条出自元初的禁令也明确证明“十六天魔舞”绝非是元末宫廷才出现的一种宗教乐舞。事实上,它于蒙古人中间的流行也应该归功于八思巴帝师本人,于他的全集中我们不但见到了许多部修习吉祥胜乐轮仪轨,而且还找到了一部独立的“十六天女供养仪轨”,题为《十六明母供养二品文》,于1250年代写成于元上都开平府。这说明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很久,八思巴就已经把这种专门供养胜乐中围的仪轨传授给了他的蒙古弟子们,显然其中毫无与“欲乐定”相关的内容,它一定与淫戏无关。“十六天魔舞”最后蜕变为一种淫戏,并成为元朝骤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这不完全是汉族士人的想象,那它一定是一种堕落了的密教修法,与其本来的宗教意义完全相违背,汉文文献中对它的描述无疑有很多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成分,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当我们于藏传密教之义理和修习的语境中成功地还原了“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和“十六天魔舞”的本来的宗教面貌之后,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便一下变得清晰起来。首先,将于蒙古宫廷所传的藏传密教修法定义为“房中术”、“淫戏”,并将蒙古大汗热衷于修习藏传密法当作其骤然失国的原因,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上述这些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藏传密教修法大部分与“密教性爱(双修)”无关,它们也并非于元朝末年才开始于蒙古人中间传播的,至少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已经在八思巴帝师(1235—1280)的指导之下,修习过上述所有这些仪轨。对于蒙古人何以如此迅速和彻底地信仰藏传佛教,以及元朝何以如此迅速地走向败亡,我们都应该对其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探讨,并另找原因。

  其次,“演揲儿”这个词汇或为与梵文Yantra一词对应的畏兀儿文词汇Yant觙r的汉文音译这一推测,令我们记忆起今天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之先人于历史上或曾有近五百年信仰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历史。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自840年自蒙古草原向南、向西迁徙开始,至元朝末年基本改信伊斯兰教为止,他们长期与信仰佛教的吐蕃、党项等民族杂居、互动,不但擅于他们的语言,而且也信仰他们的宗教。在蒙古人征服了中央欧亚和西藏等地区之后,畏兀儿人不但常常于蒙古君臣与西藏喇嘛之间充任“译史”,而且也是他们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中间人。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见到了大量回鹘文译藏传密教文献,它们与同时代的西夏文、汉文译藏传密教文献的性质和内容完全一致。八思巴帝师的很多著作都是在其畏兀儿弟子的帮助和催促下写成,并翻译成汉文、畏兀儿文等其他文字而在中央欧亚和汉地广泛传播的。

  再次,蒙古人如此迅速地接受和信仰藏传佛教有其深刻的西夏背景。我们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可知的曾经于元代中国流传的藏传密教修法,我们都可以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和其他可以确定为西夏时代的文献中找到与其相应的文本。前文已经证明,不管是“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还是“十六天魔舞”,它们都不是在蒙元时期才传入的新鲜东西,它们都曾经于西夏王国出现过。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吸收之甚深和广大,远远超越以往人们的想象。藏传佛教于西夏王国内的普遍流行为与其紧邻的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并不是元朝立国后才开始的,它应该早在蒙古征服西夏和畏兀儿地区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

  还有,元代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对其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或是短命的蒙古征服王朝给后世中国留下的一笔十分持久的遗产。以推翻蒙古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并没有因为藏传密教曾被认为是导致元朝迅速败亡的罪魁祸首而禁止它在明代中国的传播,相反明代的大部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较之其蒙古前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所见明代翻译成汉文的藏传密教文献远远多于元朝,像“演揲儿”这样的修法不但继续流行于明朝宫廷,而且显然也传到了满清宫廷之中,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量源自西夏、蒙元和明朝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大部份出自满清宫廷的收藏。

  最后,上述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充分表明藏传密教自11世纪开始就已经连续不断地渗透到汉传佛教传统之中,藏传密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是元、明两代佛教历史的重要内容。对那些源自西夏、蒙元和明代的不同语文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势将为西域和中原佛教史增添一个长期被人遗忘的篇章。迄今学界对密乘佛教史的研究完全没有将汉传密教(或曰唐密)和藏传密教(简称藏密)整合起来,对藏传密教所代表的无上瑜伽部密教曾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一无所知,而这正是在蒙元大一统的前提下蒙、藏、汉、畏兀儿、西夏等民族之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出彩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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