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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平等机会，而不是特殊机会 阿来：办民族学院、民族中学、民族班，吃喝都管，但就是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你为什么不把他当普通人看，把他们分散，插到不同的班级上，让他们和汉族同学打成一片，相互沟通理解呢？藏族学生要上北大，该上一本上一本，该上三本上三本，你要照顾他也可以，照顾50分就进去了。不要动不动专门办班、办专门的学校，让他们在这个圈里头内部循环。 西藏出了多少科学家？没有。出了多少好的技术人才？没有，把西藏这个社会变成现代社会，是要靠人才的。现在的结果是，没有。 现在，各地支援西藏，修那么多马路、学校、高楼大厦，楼台亭阁，搞那么多的形象工程，就不愿意在软件上给钱。比如开高工资，请内地最好的老师来西藏任教，工作，给幼儿园、小学、中学老师一万块钱一个月，看好老师来不来。文化的优越性，要在现场体现，让少数民族觉得，你们的老师就是比我们好。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不喜欢“藏族作家”、“少数民族”这样的标签？ 阿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界定，暗含了一种歧视。完全是汉族的划分，一旦被认定为“少数”，就会得到很多帮助、照顾、扶持、培训、获奖，会有许多好处。靠这些照顾和扶持，不能出大成就，因为文学是有艺术标准的，那就是你的作品，到底写得好不好。 南方周末：所以你用“边疆”和“边疆文学”取代约定俗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文学”。 阿来：主要出自地理上的考虑，大多数所谓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 我觉得，目前的所谓《刘三姐》、《阿诗玛》等“少数民族文学”，他们其实不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而是“多数”的汉族作家的作品，他们着力表现的，不是当地的“人”，而是异乡人走马观花得来的主观感受，是一些皮毛，所以他只能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一种“他者”的写作，是借助“他”猎奇看到的表面东西演绎而成的，形成了一种既定的文学模式。 当这些作品被模式化，这些作者“少数民族”的身份被认定之后，写作者就受了这种既定模式的影响，他书写的不是本民族的东西，而是汉族人眼里的东西，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自己，而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想象，获得“多数”的承认，从而扭曲自己的文学创作。 中国的“东方主义”就是“少数民族”满足“多数民族”的想象。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你的写作必须要遵循文学规律，写本民族的真实故事、遭遇和命运。但这样的写作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无法得到以汉族为主的绝大多数认同，从而没有市场，造成了当下边疆地带的书写困难。
阿来不喜欢“藏族作家”的标签。他觉得这是完全来自汉族的划分，一旦被认定为“少数民族”，就会得到很多好处。而文学是有艺术标准的，靠照顾和扶持，出不了大成就。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图）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中国的自治区制度？ 阿来：我觉得制度是好的，关键要落实。西藏现在还需要很多帮助，能不能真正发展教育，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给西藏受教育的这些年轻人机会，对他们进行培训，他们也有这种愿望。你给他自治的权力，让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负责任，那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当时十八军进西藏，多少藏族人在里头，真给你卖命，真觉得我就是你的人啊，我拥护你。那么多干部，都是汉族军队和干部精英，一干就是几十年，真心实意帮助西藏发展、建设啊。 我为什么讲有些工作方式有问题，本来你应该用文化，文而化之，用你好的东西感化他同化他。教书的把书教好，医生就要把病看好，当领导的工作要干得下去，你给这个少数民族这样的机会，他会出现空前的一种积极性。因为他也知道和内地的差距，他也不能忍受自己老比别人差。 问题是现在给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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