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的欧米加参。
 欧米加参年轻时表演热巴歌舞时的剧照。
 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65年录制的《东方红》视频截图，右一为欧米加参。
 北京电影制片厂1964年录制的《彩蝶纷飞》中《草原上的热巴》视频截图，中间舞者为欧米加参。
 欧米加参在家中制作面具。
 欧米加参回忆录的手稿。
 欧米加参制作的作品：布路路——察瓦龙热巴历史人物。
 欧米加参制作的羌姆面具——吉祥鹿。
 2016年，欧米加参与本文作者整理回忆录。
“热巴歌舞艺术是藏族人民群众最喜欢的歌舞艺术种类之一，是藏族文化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热巴小伙子的精神面貌要像古代的英雄一样，热巴姑娘的容颜要像天上的仙女一样。舞场上，要和观众架起一条心心相印的彩虹。熟练的技巧要像在刀尖上旋转、在刀刃上赛跑，能用竹筐背水一滴不漏，能踩着鸡蛋起舞蛋壳不碎。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等于是热巴的僵尸在跳舞……”
这段话是欧米加参老师最常放在嘴边的。可如今，我们再也听不到他说了。
8月1日，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艺术家、中央民族歌舞团原副团长欧米加参在云南大理逝世，享年92岁。
欧米加参，1928年出生，藏族，国家一级演员，舞蹈编导，中国共产党员。他是最早将藏族热巴技艺带到北京、并搬上舞台的藏族舞蹈艺术家。他曾是藏区很有名望且技艺高超的热巴流浪艺人，1953年被中央民族歌舞团吸收入团。其代表作有《草原上的热巴》、舞剧《高原铁姑娘》和舞蹈《雪山雄鹰》等。他曾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中国人民站起来”章节的副导演，负责编创藏族歌舞片段并担任领舞。他著有汉藏双语的热巴理论书籍《雪域热巴》。2009年11月，中国舞蹈家协会为欧米加参授予中国舞蹈艺术“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2018年1月，在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盛典上，欧米加参获得“终身成就奖”。
听闻老先生过世，一想到那个慈祥、执着、饱经沧桑的艺术家再也不能哼唱、比划他最爱的热巴歌舞了，笔者心中无比遗憾。
笔者在读研究生期间，曾参与导师刘青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舞蹈口述史研究》，跟随导师采访了诸多老一辈舞蹈家，欧米加参老师就是其中一位，自此结缘。笔者有幸参与了欧米加参自传手稿的整理，并以他的艺术人生经历为个案进行研究。从2016年到2018年，笔者常常到欧米加参老师位于京郊的家中请教。每次见面，他都会亲切地说：“小孔，你来啦。”笔者会叫他“欧米老师”，把他当作自己家的老人一样，听他讲述传奇的人生经历……
他，是受尽苦难的流浪卖艺者
1928年7月15日，欧米加参出生在金沙江边的朱巴龙乡（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东部）。不满1岁时，父母带他来到甘孜巴塘的里甫村生活。欧米加参是家中的长子，加上父母，一家共8口人。
当时巴塘的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后来，欧米加参的父母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债务和农奴主的污蔑、殴打，被迫带着孩子们背井离乡。那一年，他只有8岁。
逃亡的路上，跋山涉水、缺衣少食，家中兄妹好几次都饿晕过去，生活陷入绝境，一家人不得已去乞讨。好在父母当年都是跳巴塘弦子的能手，于是，为了生计，他们一边流浪卖艺，一边打短工为生。
那时，年幼的欧米加参看着父亲和姐姐走街串巷去卖艺，逐渐对民间歌舞产生了兴趣。
12岁的欧米加参为了帮助父母减轻生活负担，开始学习弦子技艺。起初，他找了个竹筒做了一把二胡，成天在家里、在城楼上拉，可总也拉不出调子来。母亲嫌烦不让他在家里拉，于是他去城墙上拉，被寺院巡逻的喇嘛发现后，喇嘛用皮鞭抽他，还抢过二胡摔在地上、踩得粉碎。倔强的欧米加参又用捡到的牛角做成二胡，跑到树林里拉。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欧米加参拉出了旋律，高兴得跳了起来，跑向父母，大喊着：“我会拉二胡了！”
后来，欧米加参学会了父亲的许多弦子曲，还注意学习所到地方的锅庄、山歌等。15岁，他正式接过父亲手中的毕旺琴，接替父亲，带着兄弟姐妹流浪卖艺。这期间，他不断刻苦练艺，向其他流浪艺人学习各个地区的弦子，成为家里独当一面的顶梁柱。
在卖艺过程中，欧米加参迎娶了心爱的女孩格桑慈玛为妻。她是一个既有甜美嗓音、又舞艺高超的美丽姑娘，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流浪卖艺。
他，是技艺高超的热巴领头人
虽然欧米加参有了谋生的手段，但流浪艺人最底层的社会地位还是让他和家人饱受苦难。他们一家经常挨打挨骂、遭人白眼，每天为了能吃上一口半口糌粑，要跑很多路。有时候，在一个地方要跳二三十遍，才能换来一点吃的。由于无钱看病，诸多亲友因病去世，欧米加参也因传染病“去鬼门关走了一遭”。
欧米加参总结过流浪艺人的“三怕三苦”：一怕遇上土匪，二怕遇上狂风暴雨，三怕染上各种疾病；没有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苦，医疗条件差、许多艺人不到50岁就去世的苦，无家可归、生活无保障的苦。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流浪艺人必须用更丰富、更精湛的技艺傍身。
17岁时，欧米加参在流浪途中遇见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热巴阿谦（藏族人对热巴艺人的称呼方式：热巴＋艺人名字），这位善良无私的老人将自己所有的热巴技艺都传授给了欧米加参一家。
热巴阿谦来自热巴世家，祖孙三代都跳热巴。他的家族庞大，5个儿子均已成家，表演规模较大、分工明细。另外，他们的热巴表演程式较为完整、正规，而且技巧高超、服装华美、道具齐全。作为领头人的热巴阿谦在家族中威望极高，自身技艺精湛，并训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绝招”。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热巴阿谦已经不以卖艺为生，而是以经商为主，家中比较富裕。因此，他们不像其他热巴艺人一样怕被人“抢饭碗”。这些对于一心想学热巴的欧米加参一家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机会。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欧米加参一家掌握了热巴阿谦所教授的全套热巴技艺要领。这一方面得益于热巴阿谦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与欧米加参一家的勤奋努力有关。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一边刻苦练习、掌握技术，一边筹备热巴道具了。欧米加参一家听从热巴阿谦教授的方法，常常到江边的沙滩上练艺，到波涛声很大的地方练习嗓音，时刻谨记热巴阿谦的教导：“热巴小伙子的精神面貌要像古代的英雄一样，热巴姑娘的容颜要像天上的仙女一样。舞场上，要和观众架起一条心心相印的彩虹。熟练的技巧要像在刀尖上旋转、在刀刃上赛跑，用竹筐背水一滴不漏，踩着鸡蛋起舞蛋壳不碎。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等于是热巴的僵尸在跳舞，而不是英雄和仙女，更不是米拉日巴（传说中热巴歌舞的创建者）的子孙……”
终于，经过一年多的苦练，欧米加参一家掌握了精湛的热巴鼓技和热巴技巧，每个人都身怀绝技。欧米加参因为能力最强，在表演中担任热巴领头人“热根”的重要角色。
之后的岁月，欧米加参带着他家的热巴团队到各个地区流浪卖艺。由于他们的表演服装道具齐全、程式完整、舞姿优美、歌声动听、技术高超，不但受到百姓的喜爱，就连诸多流浪的热巴同行也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从此，热巴欧米加参家族在金沙江边声名大振。
他，是脱胎换骨的文艺工作者
如果说，遇到热巴阿谦并拜师学艺是欧米加参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么，被中央民族歌舞团西南民族工作队吸收入团、来到北京，无疑是他人生中第二个转折点，其意义更为深远。
1953年，欧米加参像往常一样带领家人在云南中甸的端午节赛马会上表演热巴，精湛的舞艺和高超的技术不仅吸引了众多观众喝彩，同时也吸引了前来考察的西南民族工作队成员的注意。
著名舞蹈家吴晓邦是当时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负责带队到西南民族地区考察，他在《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记录了这一事件：“到中甸的时候，他们访问到几位流浪艺人（热巴）……他们舞蹈时手摇铃鼓，载歌载舞。舞蹈的动作很惊人，能连续做五十多个跳转……我们的同志对三个流浪艺人进行了调查，并征得地方上的同意后，就把他们吸收下来了……其中欧米加参舞跳得最好，他的妻子唱歌的声音很动听，弟弟是他的助手……欧米加参的表演既稳健又准确，舞姿刚劲而优美。吸收这三位艺人，从民族文艺工作上来说收获很大。”
就这样，欧米加参和妻子、弟弟来到了北京，从朝不保夕、地位低下的流浪艺人，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不但与人平起平坐，还因为具有出色的弦子和热巴技艺而备受尊重和重视。
欧米加参就像一只冲出笼子的小鸟，展开了翅膀在广阔的天空中翱翔。他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把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对党的感激化作动力，投入到工作中。
欧米加参用流浪时期学艺的刻苦精神，勤问、勤练、勤学，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血汗，克服了专业舞蹈训练和语言文字的困难，成为团里进步最快的舞蹈演员之一，在演出和工作中表现突出，得到了团领导的认可。
1956年，欧米加参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面对证书、锦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把锦旗放在头顶上，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全国评委会领导，感谢团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认可，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像我这样在旧社会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瞧不起、低人一等、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卖艺的人，能当上全国先进工作者，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飞跃。这个飞跃，是与党对我的培养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我要把这个飞跃变为我的实际行动，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同志们的信任。我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努力创作出人民群众满意的艺术作品，为党的民族文艺事业作出我的新贡献。”
的确，欧米加参说到也做到了。很快，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团里的文艺骨干，把自身掌握的藏族歌舞技艺传授给其他兄弟院团，常年深入民族地区参加慰问演出，并多次出国交流，把藏族歌舞艺术带到祖国的各个角落，也带向世界的大舞台。
他，是受人尊敬的人民艺术家
《草原上的热巴》和《东方红》中“中国人民站起来”章节的藏族歌舞是欧米加参的代表作品，也是在新中国舞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重要作品。
《草原上的热巴》是欧米加参走上编导之路的开篇之作。传统热巴有着悠久的历史，既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又凝聚了藏族百姓、尤其是流浪热巴艺人的智慧。欧米加参将传统热巴经过艺术化改编搬上舞台，使传统热巴第一次以舞台审美的艺术表现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是传统热巴走向当代艺术的一次飞跃。
这个作品主要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改编过程。
第一个版本是给西藏歌舞团来学热巴的学员排练的作品，是没有剧情的民间跳法的作品，音乐是传统的热巴鼓点与铃声的结合。
第二个版本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对第一版的改编。这一版赋予作品新的主题，即流浪热巴艺人在新中国翻身做主人，获得新生。作品增加了女子弦子舞蹈，表现百姓与热巴人的共舞。欧米加参负责动作的选取编排、风格的把握、技术技巧的传授等，另一位编导张苛负责对作品的结构进行创作与把握。作曲刘行根据欧米加参和妻子提供的铃鼓舞鼓点节奏和弦子旋律，写出了贴合的音乐。这一版本于1957年参加在苏联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比赛，获得了铜质奖章。
第三个版本是“文革”后的复排版。欧米加参在保持藏语习惯的前提下再次修改歌词，新的内容歌颂了党和毛主席，反映了热巴人获得新生的喜悦之情。这个版本后来收录在民间歌舞集锦电影《彩蝶纷飞》中，获得“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提名奖，并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保留剧目。
1963年，欧米加参接到通知，要筹备庆祝国庆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演出《东方红》的排练，他担任第六章“中国人民站起来”中的副导演，负责编创藏族歌舞片段并担任领舞。他将多种藏族民间舞蹈（弦子、尼西情舞、羊毛锅庄、热巴、藏族踢踏）融合在一起，用不同的舞蹈风格表现情绪的逐渐升华，并和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演唱配合起来，表现了藏族群众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和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节目中，欧米加参主演的“藏族老汉”和唱赞歌的才旦卓玛这两位主人公的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94年，《东方红》获得“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奖，中国舞蹈家协会给欧米加参颁发了证书，表彰他在编导工作中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欧米加参积极投入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重建工作中，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成员，并陆续创作了舞剧《高原铁姑娘》和舞蹈《雪山雄鹰》等。1979年，欧米加参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助理，1984年担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1989年光荣退休。退休之际，国家民委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他36年来献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贡献。
退休后的欧米加参依然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心系藏族传统舞蹈的保护工作，尤其是他最心爱的热巴和弦子艺术。因忧心于传统热巴面临失传的危机，欧米加参和同事多次赴云南采风，整理热巴艺术资料，1998年，终于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关于热巴艺术的书籍《雪域热巴》。
迟暮之年，欧米加参利用自己年轻时学会的陶艺技术，把当年在云南采风时期收集到的云南各大寺庙羌姆仪式中的面具、《格萨尔王》历史人物面具、热巴历史人物等，做成了陶艺作品（只做了部分，共计60余件），2002年捐赠给了云南省民族博物馆。
耄耋之年，欧米加参仍保持写作习惯，写下十几万字的手稿，最终汇聚成《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艺术家——欧米加参回忆录》（即将出版）。
欧米加参在去世前几天还在询问回忆录出版的事情。遗憾的是，出版社的样书刚发出去，他就与世长辞了。
他，是值得记在历史和心里的人
欧米加参从民间艺人到舞蹈艺术家的一生既传奇又励志。他遭受过农奴制度的摧残，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生。
民间艺人的身份使欧米加参植根于民族民间的土壤，自然浸润着藏族的舞蹈风格和文化；在成为职业舞者后，他以崭新的视角看待和发展藏族舞蹈，并使之得到艺术化的提升，建构起新的表现生活的舞台艺术，也因此成为受人尊敬的舞蹈艺术家。
刘青弋教授曾经对笔者说：“我们对老一辈艺术家的采访，是用生命和时间的魔鬼交换。”这一刻，笔者更明白了，这些艺术家身上有太多的宝藏需要我们继承。
欧米加参，是用舞蹈和生命书写历史的人，值得我们铭记。
（本文参考欧米加参《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艺术家——欧米加参回忆录》（未刊版）、刘青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舞蹈口述史研究》中欧米加参部分的研究成果。本文图片由孔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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