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这太霸道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阿来在后记中写道。他觉得，对于有些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样本，只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阿来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非汉族的人民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与发展也是中国的未来与发展的一部分，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此前，阿来和一位媒体记者有过一些争论。那位记者从美国顶级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阿来则直接否定了人类学，“很多人类学家希望找到一个稳定不变的聚落，比如研究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里人的成长，有的人类学家跟踪研究二十多年，这样的精神当然值得肯定，可关键是他们希望这个村子永远是这样，不发展不改变，不就是把当地的人放到一个活的博物馆里吗？” “一些人凭空想象，把西藏描绘成一个天堂。他们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千百年不变，维持简单的、清苦的生活，不能开发，不能兴建城市，不能发展工业、商业，不能搞旅游业、服务业，任何变化都是对西藏的破坏，破坏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我觉得这种观念太霸道。”多年前阿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藏区百姓有电视、汽车、冰箱、洗衣机可以用的时候，难道应该让藏族百姓永远刀耕火种，住帐篷、骑马、打猎、放牧，让外面的游览者观看，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期待，保持所谓的‘圣洁’？藏族人凭什么天生应该骑在马上，靠放马养牛羊住帐篷给你们游客看？” 在阿来眼中，藏区乡村发展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村民能否真的从发展中分享利益，改善民生。第二是改革发展的思路如何贯彻和实践。“应该采用聪明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村民需要慢慢地理解为什么要变化，政府或相关人士可以和村民一起面对外界的变化，研究出一套适合当地的发展思路。”阿来讲了一个在西藏流传的笑话：城市里突然有了红绿灯，但是藏民不认识红绿灯，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过路口。执勤的警察就说，你眼睛瞎了吗？闯红灯的藏民不懂，我怎么眼睛瞎了？警察说，这里有灯你没看见吗？这个藏民就说，你们眼睛才瞎了，白天你点什么灯。阿来说：“你得让他接受新生事物，你建了高楼大厦，建了红绿灯，有没有给他们开过培训课，教他们怎么过红绿灯？” 他很欣赏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他读了很多次，不仅仅是为了写作而读，“当时的村庄面临的时代困境，也是手工桑蚕作坊面对机械化大生产没有竞争力，费孝通不仅做了研究，还和学生一起帮助他们改进技术，亲身实践。” 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 《机村史诗》的故事截止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城市仍在先富起来的路上努力，“三农问题”是前沿问题；阿来起笔写下《空山》的2004年，城市化背景之下农村劳力的迁徙已经引发社会关注，部分人也渐渐意识到，乡村为中国城市发展所作出的牺牲；而当《空山》系列更名为《机村史诗》、筹备出版的2017年，阿来在撰写新后记之前的两个小时，走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里，身上带着养鸡合作社的饲养场的味道，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里圣女果的味道。 “乡村为城市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阿来说，这十几年，他看到国家拿出钱来关注农村问题，包括基础设施的兴建、农村房屋的改造， “农民开始有了初步的养老医疗保险，虽然不能和城市人有同样的水准，但到底是个开始。”他也看到村民的自我救赎，“过去不管不顾地伐木挣钱，渐渐大家也意识到，我们发疯似的把树砍光，将来的子孙怎么办，随后大家开始重新保护森林。” 阿来欣慰地感到，《机村史诗》的终点，可以说是一些新故事的起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城乡之间仍有巨大差距，“往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一站，纽约巴黎就是这个样子，但出城二十里，差距马上就显现出来。” 如果到发达国家访问交流，阿来都会要求去乡下看一看，“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的乡村咖啡馆坐一会儿，除了这里的人开的是皮卡以外，不会觉得这些人是农民。”在日本长野，他看到有大巴改造的流动图书馆每周固定到村子里，为农民运送上一周他们预订的书。“中国乡村在基础设施、产业水平和精神面貌上都要有所发展。” 这也是阿来带着发展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来写《机村史诗》的意义。“后来我才发现，《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的旧制度的消亡，毁灭好写、消逝好写，但是上世纪后50年的发展，新的东西的成长，新的人新的制度是不容易写的。” 他不希望人们关注他的目光还停留在已经落定的尘埃里，但偶尔也会事与愿违。当红节目《朗读者》第二季又找到阿来，请他读书，他想从《机村史诗》里挑一段读，或者哪怕读一点别人的作品也好。遗憾的是，节目组又让他读了《尘埃落定》的节选。“一个作家如果指着一个作品活一辈子，这不会有点悲哀吗？”阿来感叹说。 |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