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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 翻修一新的映秀小学 “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内心里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我给自己的指令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行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帮助，去感受。后来，到了不少灾区，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头那种写作的冲动消失了。”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四川人，关于十年前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他一定会讲几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故事。这些地动山摇之后的故事里，会有他自己，会有他认识的亲友，会有一线之间的生与死，会有瓦砾与废墟，也会有这十年来家园和精神的重建。 作家们曾经努力筹建一所学校 “我的三妹，夫妇俩承包了旅游车，接送客人从成都往阿坝走，那天我妹妹在车上卖票，妹夫在成都，”作家阿来开始了讲述，“地震之后，路全都断了，我的妹夫徒步走了一个通宵走到他家的车旁边。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映秀埋了那么多大巴车，那一车的几十个游客全都活下来了，连车都没伤。后续几个月余震不断，又砸下来很多石头，后来他们回去看，那辆车还停在那里好好的。” 几乎每一个四川人都会用一种方式抵达那次地震。 阿来是开着三菱吉普进去的，他和作家麦家轮流开车。“救援的大部队到来之前，大家都往灾区跑，不是我一个人，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种本能，一致的行动。”他们和前去救援的车辆一样，去超市采购，把车塞满送到灾区，把伤员拉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阿来回忆说，当时诗人翟永明也作为志愿者进入灾区，“她给我发短信说：‘你们别老拿水和方便面，这边还有很多妇女，你们买点卫生巾。’我们哪里想过这个问题，又专程去买卫生巾。” “但是我们这样个体的志愿者能贡献的力量，还是有限。”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阿来和麦家、杨红樱三位四川籍作家筹措了一点资金，希望能在重建过程中建一座乡村中心校，命名为“我们的学校”。由阿来执笔写了倡议书呼吁更多人参与进来，为这所学校，阿来忙活了好一阵。 他带着“我们的学校”的蓝图见了很多人：四川的一位建筑设计师答应他为学校免费做设计；尚未毕业的土木工程博士答应他为学校做义务监工；在上海吃饭时，王安忆觉得不应该只捐钱，提出长线关怀的方案，表示等学校建成之后愿意亲自前去任教一学期，号召作家们做“永远的志愿者”；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也表示，等学校建成会定期从大学派支教老师、邀请当地教师来上海进行培训…… 除了作家、出版社和社会力量的响应，一些企业出了很多善款。募到款项，阿来花了几个月为这所学校奔走。年轻时，从师范毕业之后，阿来曾经有过5年的乡村教师经验，那是写《尘埃落定》之前的事。可是，教书育人和建一所学校完全是两码事。 另一边，中央部署了灾后重建工作，决定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建立对口援建机制。在整体的重建方案里，“我们的学校”计划所在的县城有了一个地级市来支持援建，这个政府方案里有了一所中心校。于是，作家们建学校的愿望最后停在了蓝图阶段，企业的资金撤走了，几个作家把剩余的款项捐给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设立了奖学金。 “我们想干大事，后来发现自己插不上手，所以就罢手。尽管好几个月的努力就此停下来，但是也还好。”阿来说，“对于写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真正做了努力，比最开始只做了几天‘不叫志愿者’的志愿者心里踏实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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