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上高原
2016年9月初，在距离山南市40多公里的扎囊县，山南三高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430名学生。崭新的教学楼、食堂、宿舍、操场，钟秋明和邹四雄站在学校大门口，看着闹哄哄的学生和家长，内心百感交集。
时间提到5个月前。2016年4月初，湖南省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钟秋明已确认担任湖南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教育组组长，同时兼任山南市教体局副局长，钟秋明和邹四雄等5名管理干部提前进藏。
“上级安排我们是来考察情况、部署工作的。来了之后发现，当时山南三高的地面上还有渣土机、打桩机和工人，到处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学校还未完全建成！”钟秋明有点蒙，怎么招生，从哪里找老师，怎么安排课程，学校生活该是什么样，援助该从哪里开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而距山南市300公里的“太阳之城”日喀则，则迎来了5000公里外的上海朋友。
不同于山南三高的“平地起高楼”，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是由上海市在2004年援建的一所囊括了小初高三个学段的学校。
“学校建校早，师资力量雄厚，设备设施齐全，教学质量高，本身就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援建学校的优质，让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傅欣有点意外。
“我们来援什么？我们能援什么？一年时间能留下些什么？”傅欣面临着与湖南援藏队伍完全不同的“考题”。
而在山南一高，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一结束，“血淋淋”的成绩给了山南一高校长、来自湖北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王与雄“当头一棒”。
有50位来自湖北的“精挑细选”的骨干教师“加持”，有经过“千锤百炼、千磨万磨”的湖北先进教学经验方法。最后换来的却是援藏教师担任班主任的7个班，全线失守，而且数学最惨的班平均分才考了20多分。
“为什么？”王与雄想不通，“为什么还会惨败？本地的教师会怎么看我们？”王与雄的内心无比煎熬。
王与雄组织了研究：山南一高90%的学生来自农牧民家，理科薄弱，目标意识不强；内地教师和本地教师在教学管理上差异很大，西藏学生“不强制、不学习”；内地教师更强调尊重、平等课堂氛围融洽，师生关系好，但课堂纪律堪忧……
怎么办？
钟秋明、邹四雄、傅欣、王与雄，他们有的是援藏干部，有的是学校校长，“头带不好，事就干不成”。
钟秋明和邹四雄决定“两手抓”，既要把山南三高的楼盖起来，保证按时开学，也要把山南三高的制度建起来，保证教学秩序。
2016年4月15日，钟秋明、邹四雄一进藏，就带着管理干部团队先从学习开始：人均阅读有关西藏的著作不少于3本；主动联系东辉学校、一高、二高等当地学校进课堂听课，人均听课不少于20节；与60多位一线教师面对面交流，与学生座谈达300余人次，听取学校管理办学情况介绍；进家庭、入牧区、访学校，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教育现状，市情、校情、学情……
这头忙着学习，那头还有5个月开学：校园基建、硬化绿化、设备采购、后勤保障、师资安排、教学安排，甚至学校机构代码证等事情，也必须争分夺秒，加班加点。
而对傅欣来说，短时间内让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再上一个台阶，有难度。
事实上，傅欣是课程论博士，“科班出身”，而且长期担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对他来说，“建章立制不是难题，但时间是难题”。
“一年，我们可以干出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给当地留下些什么？”从准备进藏开始，傅欣就一直在思考。
半年多的琢磨，与团队磨合、与日喀则市教育局磨合，“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体系和德育体系为两翼，推进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以管理为抓手，建章建制”的援建路径应运而生。
“一年时间很短，援助教师可以带一届学生，但对日喀则市教育的边际效益很小。教育质量提高，教师是核心。我们要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重心，通过建章立制，为西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傅欣说。
而在山南一高，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如何“精准援藏、科学援藏”成了王与雄最关注的问题，“两摸底”成了当务之急。
“一是摸准受援方山南一高的校情，解决需要援什么的问题，使我们的援藏工作接地气。二是要摸准援助方湖北省教育援藏工作队的情况，解决能够援什么的问题，使我们的援藏工作更有底气。”王与雄说。
经过一年多的援藏实践，湖北省援藏团队最终确定了从融合力、研究力、管理力、指导力、示范力、服务力等6个方面提升教育援藏能力，实践精准援藏，成就湖北—西藏两地共同的教育梦想。
|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