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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 迄今为止，万玛才旦的团队多半都是藏族，在跟随万玛才旦之前，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录音师德格才让早年是兰州的地下摇滚乐手，十年后，他变成资深录音师，说着流利的京片子。而万玛才旦曾经的摄影师松太加，已凭借自己导演的电影《河》进入柏林国际电影节。 万玛才旦一边需要电影所需的一切资源，一边又向往着从前边陲乡村的生活。去年，他硬是把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儿子送回青海的一所寺院学校学了一年藏语藏文。 相对于《静静的嘛呢石》的不安，《寻找智美更登》则更多表现出了藏地的失落与无所适从。 到了万玛才旦的第三部长片《老狗》，情绪可谓是“决绝”。电影里没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白云，更多时候是破损的残酷街景，现代化建设中的藏区满路泥泞。万玛才旦用数字设备进行拍摄，意在描绘这个扁平，落寞的家园。录音师德格才让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录制家乡在电锯中建设的声音，不知声源的《格萨尔王》苍凉无力地播放着，无处诉说。 这是这几年藏地现实对万玛才旦的一次集中刺激，剧本五六天就写完了，视听设计过程中，他感到极其压抑，有时觉得喘不过气，“在很多放映场合，我都不忍再看这部电影”，万玛才旦说。 儿子要将家里养了13年的藏獒卖掉，不然他料想这老狗迟早会被小偷偷走，近几年城里人养藏獒成风，卖掉自家的藏獒已是普遍现象。父亲反对，找到买狗人把藏獒要回。儿子、父亲、买狗人三者由此扭结在一起，老狗的命运陷入极度的悲剧中。 贫困的牧民如何在国家支持的经济发展下越发边缘地面对日常生活？原本自由的草原被铁栅栏围起来，这是出台不久的新政策：结束牧场的公共使用。在一场戏里，一只绵羊被卡在围栏中，挣扎着要进入草原另一半的羊群，这是喜剧穿插，也是围栏政治。 买狗人试图说服老者，告诉他老狗到了城里生活会更好，老者反问：“那城里人为什么要养狗呢？”当买狗人加价到两万时，老者的绝望到了极限。他带着心爱的老狗，在这铁栅栏的柱子上，结束了老狗的生命。 就像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乡愁》中的那个疯子，他手举着蜡烛走进水中。一个有尊严的人如何处理入侵带来的复杂影响。 这或许成为描述藏獒这个高原犬种发展的最后一部电影，无关于他勇猛的神话，却是他被迫无奈的商品化。
魔幻 万玛才旦也曾带着他的电影回到藏区流动播放。在拍摄《静静的嘛呢石》的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村落，他们把大荧幕插在草地上，来了两三千人看他的电影，荧幕正反两面都坐满了人，大家用新奇的目光盯着那些熟悉的面孔，至今，万玛才旦回想起这些画面，还觉得感动。 拍摄时，一些僧人在看了一两天现场之后，觉得拍电影特别没意思，“他们说如果知道电影是这样拍的，他们就不会去看电影了。他们之前可能把电影里面的事都当成了真的，看了实际的拍摄过程才知道是假的，”万玛才旦笑道。 相对于万玛才旦小说里的藏人生活，电影实在显得太无趣了。真实的藏族人是生活在神话里的，即便是史学著作，也会把历史事件和神话故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要搞历史研究，妄图从那些史学著作里寻找史料很强的内容是比较费劲的”，万玛才旦说。 他们执拗地相信，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这也是小说世界里那个更自由的万玛才旦。 相对于扎西达娃笔下藏人的神秘，阿来笔下藏人的澎湃，万玛才旦的小说作品，都是藏族生活题材，关于爱情、孤独、死亡，他笔下的藏人更充满了合理的温情与刻薄，更接近藏人日常的想象。 一个沉浸在恋爱甜蜜里分不清白天昼夜的痴情郎，一个为了体验瞎子的一天要用红领巾蒙上眼睛的小学生，或者一个和陌生的外国人在草原上抱头痛哭的牧羊人，每一个人都在高原各怀心事地承接自己的幸运与苦难，有的人有神相助，有的人独自死去。 “因为离开故乡了，就会有审视的目光，在老家，他们对信仰是没有疑问的，当你离开一段时间，再回头看，可能会有变化”，万玛才旦对记者说。 和他的电影叙事类似的是，万玛才旦总将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巨细靡遗地写在纸上，穿插着牧羊人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传说，或者另一个藏族女孩复杂的恋情，转眼间，他又去描述一只藏獒备受煎熬的状态，张献民听他讲故事的时候总会忍不住问：“那后来呢？” 没有后来，“在他的叙述之外，是白茫茫黑压压的一片”，张献民说。 这种“瘦骨嶙峋”的叙述，在张献民看来与人到中年早已不瘦的万玛才旦不太相像。在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绘画中，都会出现一个极瘦的老人周边常常是彻底的黑暗，万玛才旦的小说叙述亦是如此，只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再略带些皮肉。“空间是空的，你无法知道那个村子到底什么样子，也不好判断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甚至没有风景。时间也不大重要，比如到底是现在还是20年前，到底是几天前还是好几个月前的故事，大量的东西都交付给虚空了”，张献民如是评论。 虚空之外，又是秩序的体现。21个卓玛、9个男人、8只羊，以及嘛呢石上的六字真言，每一笔描写都像一个寓言，但细节之外，没有结论。万玛才旦从不直接描写佛教教义，然而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框架弥漫在文本之中，形成了一个个似幻似虚的现实故事。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藏地处处都是魔幻现实，人与神，人与灵，不得不共处一片土地。万玛才旦早期的小说《神医》《诱惑》《没有下雪的冬天》等，无一不触及偶然与荒诞的存在之思。也往往缔造出一种在虚无中追求、在绝望中反抗与徘徊的境地。 “我的小说都是写着写着就出来了”，万玛才旦说。创作《塔洛》时，他写下第一句：“塔洛平常扎着小辫子”，本是他脑海中的一个臆想，然后塔洛去办身份证，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淳朴的牧羊人塔洛就这么在充满霓虹灯的县城悲伤地丢失了自我。 不是那个被猎奇的藏地，是另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作家阿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藏族人就要睡帐篷给外地的游客看？”扎西达娃也怒斥：“正如多数人从没能走进草原深处一样，谁又曾走进牧人的心灵深处？” 在电影与文学里，藏地都处于悲观主义作者的无尽担忧中，“以后可能就没有像塔洛一样的牧羊人这个职业了”，万玛才旦说，迫切往外走的年轻人把荒芜的草地留在身后，近几年他们总爱唱《走出大山》一类的歌曲，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比塔洛幸运，能找到自己的爱情，或者新生活。万玛才旦也一样，他把这片充满神话的土地装在行囊里，飞过大西洋，神话便在别的地方也生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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