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这50年

2015-10-15 09:14:1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天

　　向外走，往里去

　　13岁那年，索朗巴旦和父亲嘎玛桑旦一样，沿着青藏公路，离开藏北草原。只不过，他是去内地念书。

　　1997年，他考上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念西藏班，学制四年，第一年是预科，补习汉语。

　　从草原搭车去那曲地区，再从那曲搭车去拉萨，教育部门给西藏班的孩子统一购买了机票赴内地。

　　内地西藏班开办于1985年，16个省市同时开设，当年，1300名西藏学生奔赴内地求学。

　　1998年，索朗巴旦读初一，这一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开办各类西藏初中班(校)及中专班140多所。

　　13年间，17559名西藏少年向外走。同时，也有不少内地人往里去。

　　1998年，北京即将向对口援藏的城市拉萨派出第二批援藏干部。于飞和安理得知自己符合援藏干部的几个基本条件后，都向单位报了名。

　　3年前，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确定内地15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市、国家各相关部委对口支持西藏自治区直属部门和单位。援藏干部以3年为限，定期轮换，不脱离派出单位的行政关系。

　　第一批援藏干部共622人，平均年龄35.99岁，中共党员占比87.7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89.88%。三年内，15省市的援助资金累计12亿元。

　　北京派出了第一批24人来到拉萨。三年后轮换，要求市属机关单位挑选满足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4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名进藏。

　　安理接到通知是一个星期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自己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副馆长，北京市文物局的副处级干部。他的岳父早年就是进藏部队十八军的军人，听说女婿要报名援藏，举双手赞同。

　　于飞是北京市财政系统的副处级干部，系统内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人都报了名，最终通过各项筛选的，只有他一人。

　　无论是北京市文物局还是北京市财政系统，都没有在1995年派出干部，他俩均是本系统首位援藏干部。

　　安理因家庭的缘故，对西藏有大致的印象。于飞不了解西藏，觉得那里地广人稀、氧气不足。于飞的外甥至今记得，姨夫走那天，小姨大哭。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小姨哭。他和弟弟尚未懂事，以为姨夫是去边疆打仗，生死难卜。

　　安理和于飞都记得这个日子。1998年7月3日，34名北京派出的援藏干部在成都转机去拉萨，城市里下着大雨，不远处的长江正在经历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到拉萨后，于飞任拉萨市财政局副局长，安理任拉萨市文物局局长、文化局副局长。同批赴藏的其他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也基本都出任了职能单位的二把手。北京市政协的杨燕生任拉萨市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市外事办的唐伟任拉萨市外事旅游局副局长，北京市规划委的张均凡任拉萨市规划局副局长，北京市教委的张思堂任拉萨市教委副主任，北京市农场局的陈荣森任拉萨市农牧局副局长，海淀区的张同山任拉萨市城关区副区长。

　　他们眼里的拉萨，和1976年朱晓明眼里的拉萨，没有太大的区别。大昭寺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前的金珠路仍旧坑坑洼洼，没有路灯。一年后，由拉萨市的另一个对口援建省份江苏出资修整，并更名为江苏路。

　　而在他们出发前，北京正在准备建国50周年的献礼工程，日后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投资2亿元的西直门立交桥已经开建。

　　他们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老旧的平房或住宅楼，起风的夜里，全是尘土。睡觉前掀开被子，得先把鸠占鹊巢的老鼠们赶走。

　　同样觉得不适应的，还有索朗巴旦。在牧区长大的他，觉得辽阳城里的柏油路和高楼大厦十分陌生。

　　他不必交学费，只需要每个月自己承担两三百元的生活费。

　　于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到拉萨后，因为援藏干部多数都做了某个局的二把手，普遍涨薪，拉萨负责给他们补足工资差额，每月六七百元，权当在拉萨的生活费。

　　吃遍了单位附近的各种重庆、四川饭馆后，离开妻小的中年男人们聚在一起学习做饭。他们讨论眼下碰到的难以开展的工作，发现都是类似的状况。

　　西藏并不拒绝新生事物，但对此有戒备心理;而带着抱负履新的内地官员们，每任3年，他们被希望所有尝试能一次成功，不准失败。可改革要试错，他们却几乎没有试错的机会。

　　纵然如此，北京的第二批援藏干部仍然在拉萨留下了出色的口碑。他们推广了大棚蔬菜、引进了第一批巡逻车和扫地车、推动大昭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全市各区县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

　　2001年，北京市派出第三批43名援藏干部接替他们。

　　索朗巴旦也在这一年考上了拉萨高中，回到家乡。

　　之前四年，他和同校六个西藏班的学生一样，因路途遥远和学校要求，从未回过西藏。

　　他发现拉萨和那曲地区的道路都进行了翻修，建起了一些自己不认识的新建筑。但罗玛镇、12村似乎没什么变化。

　　爸爸还在跑运输，弟弟妹妹陆续上了小学，他们家依然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小小门窗，两个房间，五个孩子挤一间，大人住另一间。

　　除了大女儿在放牧，嘎玛桑旦供四个孩子读书。他已不是当年在藏北草原上赶着牛羊、想象外面世界的少年。他见多了世面，却因不会说汉语，常感掣肘。他一遍遍地告诉孩子，必须要上学。

　　8月16日，西藏当地居民。摄影|秦斌

　　青藏铁路带来新商机

　　当青藏铁路的轨道铺设到镇北时，牧民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这是一条新出路。

　　修建铁路需要工人，在青藏铁路、青藏公路沿线的那曲镇的青壮年劳动力，自发组织起来，去工地打工。门巴是他们的带头人，他粗粗计算，挣来的钱比在外头跑运输要多，一年大约有10万元。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东起西宁，过格尔木、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南停拉萨。

　　游客们为了减轻高反，会选择坐这趟车入藏。那曲是进藏后的第一个大站，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因广袤的草原，吸引了众多游客。

　　距离嘎玛桑旦家10公里远的布罗布很快找到了出路。

　　藏北的畜牧业不断发展，牧民家牲畜的奶产量出现富余，他们不知道家家户户都有的牛奶、酸奶在草原之外是热销品，除了制造自家吃的奶制品，多余的都被扔掉。

　　2005年，青藏铁路开通前，那曲县提出加大公路铁路沿线经济带建设。镇干部找到布罗布，希望他能带头成立牧民合作经济组织，销售奶制品。政府免费提供店面、仓库和资金。

　　布罗布的思路因铁路被打开，他牵头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注册了“羌牛”牌奶制品，在青藏公路边、青藏铁路上卖酸奶。

　　牦牛奶酿造的酸奶和内地后来流行的“老酸奶”完全不同。牦牛酸奶表面上结了一层黄色的奶渣，看起来新鲜而醇厚。内地游客见到这样原生态的酸奶，新奇又感动，愿意一杯接一杯地买。

　　销量好得出奇。为了方便送货上火车，布罗布在那曲火车站附近再次投资上百万元修建酸奶厂。同时，开始加工酥油、奶糕、奶渣等其他奶制品。

　　如今，已有386户、1933人加入了布罗布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单是酸奶就能日销200斤到300斤，三分之二卖给火车上的游客，日收入超过6000元。

　　嘎玛桑旦意识到这条出路比布罗布晚了几年。

　　2009年，草原雪灾，那曲地区8万多头牲畜死亡，嘎玛桑旦家500头牛羊，也一下子少了60余头。

　　冬天，家家户户都要喝酸奶，城镇居民如果有亲戚住在牧区，就可以拿到一些酸奶，但那年，酸奶很少。

　　嘎玛桑旦开着跑运输的车子，拉着自家酸奶，去那曲地区售卖，转瞬即空。他又去亲戚朋友家收购奶源，仍是供不应求。之后，全村四五十户人家的奶源都被他收集到了手上。

　　他意识到这是商机，于是也成立了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周围130多户牧民和他签约，向他提供奶源、牦牛或草场。他以每斤8元的价格买入，略高于当地市场价，自行加工，再以12元一斤的价格卖出去。到了冬天的奶产量淡季，买入价变成30元一斤，酸奶价也水涨船高。

　　一年下来，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能挣100万左右，他自己可以拿到20万到30万，是跑运输的两倍到三倍。

　　门巴也动了奶制品加工的心思，但他又不想放弃村上的建筑工程队，于是开了采石场、组建施工队，成立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县里、地区如果开工修建房子，他就带着施工队去接项目。

　　收益的翻倍速度远高于给青藏铁路施工时的收入。年末，他们集体收入达300万元。

　　与此相应的，是自治区的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起，这个数字先后突破了300亿元、400亿元和500亿元。

　　如今，在整个那曲地区，这样的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已有487家，包括1.75万户、8.81万人。

　　索朗巴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家里有了明显的变化。

　　2010年，他们在自家3078亩的草场上盖了新房。房子是典型的藏式小院，白墙、玻璃窗、宽敞的房间。客厅里，放着TCL电视、富士相机、蓝光DVD。

　　房子坐北朝南，门前是车来车往了61年的青藏公路，屋后不远是9年来每天有数趟直达列车通过的青藏铁路。

　　哲蚌寺的僧人。

　　僧人也是公民

　　49岁的僧人阿旺群增站在拉萨市的哲蚌寺前。

　　哲蚌，是藏语的音译，意为堆积的大米。从远处看，这一白色的院落群就像米堆，故而起名哲蚌寺。

　　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大寺之一，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于1416年创建，明年正好是建寺600年。

　　阿旺群增穿着361°的鞋子，举着最新款的iPhone6，手机套着和袈裟颜色相近的红色手机壳。手机铃声响了，他背过身去用藏语接电话。过一会儿，转过头来，用流利的汉语继续和参观寺庙的人交流。

　　这是他来哲蚌寺的第24年。

　　1982年，17岁的阿旺群增成为刚开院的西藏佛学院的学生，1991年毕业，进入哲蚌寺的学经高班继续深造。

　　1996年6月，自治区党委在全区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清除达赖集团的渗透影响、掌握僧尼情况、整顿民主管理委员会、建立规章制度等。全区选择了150座较有影响的寺庙作为试点，抽调了1255名干部、组成了141个工作组进驻寺庙开展工作。拉萨市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萨、甘丹寺是重中之重。

　　三大寺的僧尼人数进行了控制，哲蚌寺700人、色拉寺500人、甘丹寺300人。同时，各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当年进行改选，阿旺群增被推选为爱国爱教僧人，进入哲蚌寺民管会，中断了学经。

　　他对民管会和驻寺的工作组能做什么，还并不是太清楚。

　　哲蚌寺的学经班有200余名僧人，他们自己推举代表小组，大小事都由代表小组决定。那些年里，民管会、工作组都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无辜群众受伤382人，死亡18人;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受伤241人，牺牲1人。沿街84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6座医院受损，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

　　寺庙一直是达赖集团进行“藏独”思想渗透的重点地方。2009年，自治区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的意见》，两年后，又出台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的决定》。

　　这之后，全西藏各寺庙的管理机构全部统一为寺庙管理委员会，党员干部派驻入寺。

　　洛布是2008年进入哲蚌寺的，2011年任哲蚌寺管委会主任。25人的管委会成员中，13人是驻寺干部，12人是爱国爱教僧人。阿旺群增也进入了管委会，担任常务副主任。

　　管委会下设六个处室，包括佛事管理、文物、资产经营管理、治安等。

　　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

　　原先的民管会并没有太大的威信，僧人对干部进驻也表示不理解，觉得他们是为政府服务，可能还会夺走寺庙的财权。

　　逐步打消他们顾虑的，是驻寺干部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

　　哲蚌寺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但多年来也没有进行太多的修缮。2010年，政府投入7000多万元，维修哲蚌寺的建筑群，包括大殿、学经分院、扎仓。之后又在五年内多次拨款，累计3亿元，修建给排水工程、消防设施等。

　　阿旺群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管会阶段，他们想找政府部门申请经费，但因不知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常常卡壳，事情难以推动。驻寺干部虽是藏族人为多，但他们自身是共产党员，在政府系统工作多年，对规则非常熟悉，经费申请、审批的效率，都远高于过去。

　　另外，过去的寺庙没有明细账，每年会给所有僧人通报总收入和总支出。干部入寺后，捋清财务明细，每半年给所有僧人通报每一项收支。

　　自治区的寺庙实行“以寺养寺”，哲蚌寺收入有两大来源，一种是靠施主的布施，另一种则是寺庙经营性的收入，包括门票、寺庙自营的牧场、车队、茶馆、商店等。这些收入不上税、不上交，全部投入寺庙运营。

　　哲蚌寺僧人的收入也分两种，一种来自于施主的布施，另一种则靠记工分。这是管委会成立后推行的一种新方法。僧人每个月有固定需要完成的分数，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获得。哲蚌寺在编僧人的年收入平均大约在7万元左右。

　　财政的透明化让有关财权旁落的质疑逐渐被打消。管委会也开始在寺庙中，一步步展开自己的工作。

　　哲蚌寺的编制并未满员，目前共有僧人500人。管委会根据僧人的居住情况，将他们分为十个法制宣传教育小组，小组成员除了驻寺干部，还有哲蚌寺旁消防大队、派出所的警务人员。

　　每一周，管委会成员要进行至少一次的通气会，巡查院落僧舍不少于三次;每两周，十个宣教小组要进行交流会;每个月，全寺僧人和驻寺干部要开学习大会，宣传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当月情况通报小结;每年，管委会会给所有僧人的家庭发慰问信，介绍管委会当年工作情况，并对他们提出期待。

　　洛布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每个驻寺干部还有结对对象，和数名僧人交朋友，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思想动态。

　　按照“僧人也是公民”的标准，在编僧人每年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同时，在编僧人也和普通上班族一样，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金。

　　用洛布的话说，管委会推崇“政治上平等，信仰上相互尊重，以人为本。”

　　目前，自治区的7400多名干部在1316座寺庙建立了寺庙管理委员会。而全区的1787座寺庙全部都纳入了寺庙管理系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