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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50年间的西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拥抱现代文明，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而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西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既收获了现代文明的丰盛果实，也遭遇了传统与现代撞击的迷茫。
8月13日,入夜的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成为一座屹立在世界屋脊的“不夜城”。图|新华 那曲是牧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游牧文化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山南是农区，藏文化发源地，有“西藏粮仓”之称。 农民、牧民，这是昔日西藏占比最大的两类人群。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藏族人心中的“圣城”，每年都有信众磕着长头，向那里进发。 这三个地方构成了西藏的概貌。 自治区成立50年来，青藏公路、青藏铁路连接起了那曲、拉萨，山南的贡嘎县则建起贡嘎机场。不同的交通设施将这三个城市的命运带向各自的发展。 在中国，每个地方的城镇化道路大体相似。西藏也在这个序列内，逐渐成长。 这50年，西藏几经改革和变化，越来越像内地的省市了。也和所有内地城市的人一样，西藏人新奇地接受着一件件外来事物，萌发新的现代的思维。 而对西藏的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也在其过程中实实在在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党员 1959年3月，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噶伦是旧时西藏地区政府噶厦的总办，共有4名。索康噶伦在山南地区有6个庄园，有着70户、433名农奴的克松庄园就是其中之一。 像索康噶伦这样的贵族，在当时的西藏有197家，其中大贵族25家，最多的可拥有几十个庄园、数千公顷土地。 噶伦出逃后，共产党的工作组进驻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克松庄园，召开农奴大会，选举第一届农民协会的委员。400多个土生土长的藏民，用手里的豆子改变了命运。 参会者在后来，一遍又一遍对媒体说起1959年6月6日下午的情景。 他们过去总和狗抢吃糌粑，和着泥土咽下去，并不觉得自己和高高在上的庄园主一样都是人。他们多数不识字，不会写选票，更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权。 这天的选举仪式颇为特殊。每个候选人的面前摆一只碗，400多人挨个走过他们身边，向自己信任的人的碗里庄重地投一粒豌豆，权当选票。 24岁的尼玛次仁得到390多粒豆子，成为农民协会主任。 尼玛次仁的父亲在他满月时就被庄园主鞭挞至死，另外八个兄弟或饿死或病死，成为农民协会主任的时候，全家只剩下他和双目失明的母亲。 这年7月5日，443个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分得1696亩土地。他们在这片以往要给庄园主耕种的土地上，钉下了一块又一块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 1959年国庆节，尼玛次仁作为翻身农奴代表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到克松的第二天，尼玛次仁口述、工作队的人代笔，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这是全克松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这年12月2日，克松县发展5名党员，成立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此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3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16元。西藏在这一年的生产总值为1.7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是142元。 西藏和平解放，已有九年。1950年，十八军进藏。一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这时候的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为95%;没有现代医学，求神拜佛是多数藏民医治疾病的主要方式，人均寿命是35.5岁;没有正规公路，货物、邮件的运输均靠人背畜驮。 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印度，西藏开始民主改革，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1961年，全西藏实行普选，越来越多的人像克松庄园那样，学会投票。 距离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6年后，1965年，92%的乡建立了人民政权。当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1980年,当雄草原上的居民。摄影|车刚 支援西藏建设 家住那曲地区那曲县罗玛镇12村的嘎玛桑旦，14岁了，从未上过学，放了几年的牛，他依然不知道，这片草原的边际在哪里。就如同与他如影随形的穷困，望不到头。 父母生养了八个孩子，挤住在帐篷里。到了一定的岁数，他们穿着藏袍、赶着牛羊，一天天地穿行在藏北草原上。 这是1976年，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已到尾声，第二年将要恢复全国高考，许多年轻人的命运会因此改变。 就在这一年，27岁的工农兵学员朱晓明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和新婚妻子主动报名支援边疆。他在北京长大，做好了在西藏扎根一辈子的准备。那时的朱晓明不会想到，自己在13年后会回到北京，历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1976年的西藏还不通铁路，他们坐火车到甘肃柳园，从那里换汽车，在密闭性并不好的空间里颠簸三日，满身尘土，经藏北草原，进入拉萨。 进藏的路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朱晓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进行粉碎四人帮的宣传。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自治区领导参加了会议，但因区内部分干部的思想仍未解放，“真理标准问题”的精神直到一年后才得以贯彻。 据知情人回忆，眼看着内地一步步发展，可西藏的改革局面始终难以打开，自治区高层人士向中央表达了这一担忧。 198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应因地制宜，审定经济发展规划。同时中央各部门、地方、单位要支援西藏建设。 朱晓明对初见时的拉萨，仍然记忆深刻。连通大昭寺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是一条土路。路边有一个邮电局、一个理发馆、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商场和一个饭馆。拉萨的多数房子都是铁皮顶、土坯墙，阳光照射下，亮光闪闪。 经历了四年的发展，在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的1984年，自治区人均收入达到了310元，全国人均收入340元，自治区排名第20位。从1980年至1984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82亿元。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应参与国内、国际市场。为了打开自治区干部的眼界，在会议召开后，包括朱晓明在内的参会自治区干部去沿海的开放省份参观、学习。 开放的浪潮逐渐来到了西藏。 自打索朗巴旦出生起，父亲嘎玛桑旦就很少在家。1980年代，嘎玛桑旦眼见着同龄的年轻人们，沿着村外西南-东北走向的青藏公路，走出茫茫藏北草原，去那曲地区、拉萨市，甚至更远的地方。不再担心旱灾、雪灾，不再靠天吃饭。他也动了心。 嘎玛桑旦学习开车，在那曲地区跑起了运输。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给了他优势。会议鼓励长途贩运，对从事农、牧、副业生产和运输业的汽车、拖拉机，免收养路费。 无数像嘎玛桑旦一样的农牧民，循着天路，靠运输业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赴藏考察并提出，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这批人将只留下15%。 朱晓明记得，这一决定公布后，自治区不断接到进藏干部内调的申请。之后的几年中，进藏干部共内调三次，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万多人、工人2.5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共计约8万人离开了西藏。 这次座谈会后，中央在宗教问题上纠“左”，落实政策，强调宗教信仰自由。 据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统计，至1985年6月底，西藏修复、开放寺庙229座，宗教活动点(包括小经堂、小寺庙)270处，住寺僧尼5677人。而到1987年5月底，西藏修复、开放寺庙234座，宗教活动点743处，住寺僧尼14320人。短短的两年内，住寺僧尼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 这期间，达赖在海外提出“西藏独立”。国内外局势的双重影响下，拉萨在1987、1988和1989年发生了数次骚乱。 朱晓明亲历了1988年3月5日的骚乱。 这是一年一度的传召法会，僧人在法会上可考取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和往年一样，前往大昭寺出席。 法会进行中，骚乱分子突然出现。朱晓明和自治区的领导在大昭寺的二楼，窗外不断有石子飞进屋内，屋外有人用斧头砸门。他们用桌椅挡在窗边和门边。之后靠消防车的云梯、结绳回到地面。 这次骚乱，造成1名武警战士牺牲，299名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受伤，沿街店面、餐馆等多被捣毁。 在几次拉萨骚乱后的1989年9月，自治区决定加强寺庙管理，清查分裂分子，并在各寺庙建立了以爱国守法僧人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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