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觉列（左）与员工一同梳理、筛选影像素材。

　　午后的拉萨，阳光透进新华书店的落地窗。

　　一楼拓岗文具店里，几个孩子踮着脚，手臂举得高高的，争着去按一支藏文点读笔。读一年级的小卓玛，把一套带10本书、12张挂图的礼盒抱进怀里，点读笔一碰，清脆的藏语童音就响了。

　　觉列坐在书架后的轮椅上，静静地看着。

　　他像是在看这个小女孩，又像是在看一条走了很远，才到这里的路。

　　“必须得好好活下去”

　　2009年1月，墨竹工卡县唐加乡冲尼村。

　　刚在重庆读完大一第一学期的觉列，回老家帮人盖房。拖拉机碾过冻硬的泥地，一块巨大的冰被轮胎溅起，砸中了他的腰。

　　自此，他再也没能站起来。那一年他21岁。

　　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全村人提起他的名字，脸上都有光。他还是个爱打篮球的开朗青年，在球场上跑整场不歇气。

　　然后一切都停了。

　　最开始那半年，连翻身都靠别人。被子底下发生了什么，他管不住，也没脸让别人知道。治疗、手术、康复，身体的伤口一点点愈合，但人生的范围收拢到狭小的空间——一张床、一把轮椅。

　　“每次做康复训练，至少需要4个亲人守在身边：两人搀扶双臂，一人在身后托住臀部，还有一人在前面鼓励。”再说起那段艰难时日，他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

　　3年康复路，家人寸步不离，从不敢让他独处。可他闷在里面的那些日子，是另一回事。消沉、迷茫、自暴自弃，他把所有的苦闷全砸在最亲的人身上。他试过去算命。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开始向命运讨一句准话。

　　然而命运回答他的方式，不是一句预言，是一袋鸡爪。

　　那天，二姐夫次仁曲扎从外面吃饭回来，脸喝得红红的。他走到觉列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那是几个还冒着热气的鸡爪。那双粗糙的手，小心地摊开袋子，递过来。

　　觉列没接，他看着这个比自己大14岁的男人，笨拙地捧着那袋鸡爪，像在哄一个小孩。眼泪就那么涌上来，怎么也止不住。

　　他在那个瞬间忽然明白：命运收走了他的腿，但家人把整颗心都塞进了他的怀里。

　　“必须得好好活下去。”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康复、锻炼、学着和轮椅相处——再难的事，一件一件来。

　　2011年，觉列坐着轮椅去残疾人招聘会，面试了几家，都让他“回去等通知”。

　　他没等来任何通知，干脆自己给自己发一份录用通知，没有人给他岗位，他就给自己造一个。

　　2012年，靠家人东拼西凑和墨竹工卡县民政局资助的15万元，他创办了墨竹工卡县同心雕刻厂，从切玛盒做起。

　　厂子办起来了，他才发现自己连刀都不会握。

　　不会就学。师傅嫌他坐轮椅碍事，不理他。他就每天早早让家人把他推到作坊门口，一看一整天。

　　白天坐在作坊门口，师傅刻一刀，他就在心里记一刀，晚上回去翻教学光盘对照着练。光盘被他磨烂了三四张，书本翻得卷了边。手掌磨出血泡，破了结痂，结了又磨破，最后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而切玛盒上的花纹，一天比一天传神。

　　2025年，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觉列作为全国自强模范受到表彰。

　　有人问他，在人民大会堂是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说，脑子里跳出来的，不是掌声，不是聚光灯，是姐夫口袋里那袋还冒着热气的鸡爪，是家人在身后说的那句“失败了没关系，我们一起承担”，是那些从轮椅上摔下来又爬起来的日子。

　　但17年前，他不是这样想的。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出这样的事故，”他轻声说，“就像人生从此被判了死刑。”

　　但他不服气。他用17年，为自己争来了一次机会，也为更多人争来了机会。

　　“我卖的不只是一块写字板”

　　从一只小小的切玛盒起步，觉列很快尝到了做生意的艰难。切玛盒只在藏历新年期间才有销路，其余时间，机器闲置，工人闲坐。

　　“总不能一直守着老路吧。”他和工厂师傅心意相通，慢慢想明白了：只有扎根在传统文化里，事业才能站得稳、走得远。

　　一个偶然的瞬间，他想起了儿时用过的“墙星”——那块古老的藏文书写木板。小时候盘腿坐着，一笔一画描摹，字练好了，心也静下来了。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墙星在市面上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他坐着轮椅做藏文书法志愿者时，问起老师，老师轻轻叹了口气：“很多人找不到墙星，用得少了，它就悄悄消失了。”

　　这句话把觉列心里点亮了。不是大家不愿意用，只是没人再生产墙星了。

　　他翻出老照片，又四处找来旧墙星的图样，一遍遍地试，反反复复打磨了十几次，才终于找回童年拿起墙星时，那股熟悉又温润的手感。

　　2015年藏博会上，他带着50个亲手做的墙星，摆在木雕展位前试水，很快被抢光。

　　有了好的开端，就敢往下想了。他没有急着大批量生产，而是沉下心来解决最实际的问题：传统墙星太笨重，不好带出门。于是，他和团队研发出了双面折叠式的藏文习字板，再配上精致的氆氇包、竹笔和食醋墨水——一套好用的习字工具，就这样慢慢成形了。

　　“我卖的不只是一块写字板，更像是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文化情怀。”他轻声说。

　　2016年5月，西藏拓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拓岗”在藏语里指“高原”，在觉列心里，它还被赋予另一层含义：拓展就业岗位，陪着更多残疾人，一起站上属于自己的人生高原。

　　2018年，觉列把目光投向了藏文点读笔。那时，市面上几乎找不到成熟的藏文点读笔。

　　觉列坦言：“最开始，我就是想着能方便残疾群体学习。后来慢慢了解才发现，好多怕自己藏语发音不太准的长辈和家长，也一直都在盼着这东西呢。”

　　拓岗牌藏文点读笔面世后，凭着内容实在、简单好用，悄悄走进许多家庭。从藏文字母、拼音，到基础英语、趣味小故事……可充电、不用联网，孩子随手一点就能学，省了家长不少心。

　　点读笔卖得越来越好，他也终于从谷底爬了出来。但觉列觉得，光自己“站”起来还不够。

　　“我还是想多带着一些同路人，大家一起向着阳光，好好活下去。”

　　2020年，觉列把公司从单一产品慢慢做成了多元的模样：两条生产线、暖心餐饮、书法体验馆、线下文具实体店、乐器售卖店，一一落地。

　　这样的经营布局，不仅让企业稳住了，更给许多残疾人撑起了一片可以靠双手吃饭的天地。如今，公司有53名员工，其中34位是残疾人，大家每月的平均工资超过4200元，日子越来越安稳、踏实。

　　他的善意，也从来不止于自己的企业。觉列主动把生产技艺和销售渠道分享给其他想创业的残疾人，手把手教他们做切玛盒、做墙星，细心地帮他们对接订单，一点一点照亮更多人的路。

　　在拓岗文具店做销售的扎西旺堆，因为痛风行动不便，常年靠着轮椅。来“拓岗”之前，父母心疼他，什么活都不让他做，他整天闷在家里，沉默又孤单。

　　“在这里工作之余，还能看看书、练练书法，我心里很开心，日子也变得充实了。”听见少年说出这样的话，觉列觉得，比获得任何奖项都更让人心里发暖。

　　“我们只是腿脚不方便”

　　“如果不解决生活重建问题，光给就业岗位是无效的。”

　　这句话，觉列说过无数遍。他忘不了自己当初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时，那几步路的距离，用了“好几个月”才走完。他知道，一个连门都不敢出的人，没法去面试工作、更无从谈起人生理想。

　　他想把自己摔打出来的经验传出去，让残障朋友少走弯路。除了一份工作，他还想给大家一个“家”。

　　于是，他把这个念头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

　　2022年，拉萨残疾人希望之家成立。在这里，伤友们互相交流如何自理、心理重建、规划职业、融入社会。

　　人长期坐轮椅会带来肌肉萎缩、心肺功能下降等后遗症。为了对抗病痛，也为了让团队更有凝聚力，觉列把运动当成另一条“生产线”。

　　他拉着一帮伤友，组了支轮椅篮球队，每周雷打不动训练。轮椅急停时，手掌磨在轮圈上“吱吱”作响；投篮要靠整条胳膊甩出去的力量。有人摔了，其他人转着轮椅围过去，伸手拉一把——谁也不笑谁。

　　体育带来的改变实实在在：臂力强了，笑容多了，彼此的信任和默契也深了。

　　训练场上的拼劲，也被觉列带回了日常工作中。觉列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这双腿不干活了，嘴巴和手就得干双份。”

　　他说这话时正在给点读笔包装盒贴标签，速度比旁边的员工快一倍。

　　干活时这样，出去玩也是。

　　一个周末，他和三个坐轮椅的朋友去酒吧。两个姑娘跳舞时不小心碰到轮椅，道歉时目光落在轮椅上，愣了一下。

　　觉列笑了：“姑娘，我们只是腿脚不方便，嘴巴和肚子没问题。你要是觉得抱歉，不如帮我把轮椅推过去一点。”

　　酒吧里的人瞬间笑了，觉列和朋友也笑了。

　　“我们要接受自己的身体，也接受残疾人的多样性。”这种坦然的底气，一点一点改变着周围的目光。

　　曾经有人觉得“残疾人就该待在家里”，如今看到坐着轮椅的觉列在展会上自信介绍产品、在酒吧里坦然开玩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残疾不是能力的终点，只是生活的一种形态。

　　在觉列看来，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平等的眼光和机会。他和“拓岗”的员工们，正用一次次率真的存在，把这种平等挣回来。

　　走到今天，觉列心里很清楚，光靠“拼命”两个字是撑不下来的。

　　他记得每一只伸向他的手。出事后，党和政府的扶持、残联的帮助、妻子卓玛的照顾、家人的不放弃——他数起来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客套，就是一个被人接住过的人，在念那些把他从深渊里拽出来的名字。

　　他没有把这份厚待只留给自己。从墨竹工卡到拉萨，从1个人到53个人，从一家小作坊到一条产业链，觉列坐着轮椅，用了17年把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

　　窗外，午后的阳光正好，斜斜地铺在“拓岗文具”的招牌上。

　　店里，小卓玛把点读笔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会说话的宝贝。她不知道创造它的人经历过什么，但她会用它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出自己的名字。

　　就像很多年前，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在墙星木板上一笔一画地，重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阳光落在他的轮椅上，一个无法行走的人，站上了属于他的高原。

　　（策划统筹：米玛 统稿：玉珍 撰稿：卢文静 摄影：格桑伦珠）

　　在约觉列采访之前，我其实有些犹豫——怕自己问出太残忍的问题，也怕自己写出太煽情的句子。

　　整个采访中，他一次都没有主动提起“不幸”。我试探着问起刚受伤那段日子，他想了一会儿，说：“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一天像一年。后来发现，慢有慢的好处——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想清楚，你到底还剩什么。”

　　这句话我记在了本子上。写下来的时候，手停了一下。我想起自己每天在追赶什么，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还剩什么”。而他被命运按住不动，却数出了一些我向前走时看不见的东西。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语速也不快，但每句话都像想过了才说的。聊到公司里的残疾人员工时，他没有用“帮扶”“爱心”这类词，只是说：“他们有地方去，有事情做，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几个字，又圈了一下“多余的”。

　　然后我才慢慢想明白，觉列做得最了不起的事，也许不是从轮椅上站起来，而是让更多人相信自己不必躲起来。

　　采访快结束时，他接了一个电话，对方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接受采访，一个记者朋友。”挂掉电话他对我笑了笑：“我现在越来越习惯跟陌生人说话了。”他笑了一下，没再说下去。

　　我没问他以前是怎样的。但我猜，一个曾经连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忙的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把一个刚认识半天的记者称作“朋友”。

　　走出书店，拉萨的阳光还是很烈。我眯着眼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那扇落地窗。他在里面，我在外面，中间隔着一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