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涉藏地方志是记录西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与社会文化的珍贵文献宝库。这些志书不仅系统性地承载了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历史记忆，更生动详实地刻画出各民族在西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图景。深入挖掘与阐释清代涉藏地方志的深厚内涵，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记录中央治藏与国家统一的历史丰碑

　　清代涉藏地方志的编纂与形成，本身就是国家主权行使与行政管理体系完善的直接体现。清朝通过派驻驻藏大臣、划定行政区域、建立驿站塘汛、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对西藏地方进行了有效管辖。这一历史进程，被系统、客观地记录在各类方志之中。

　　首先，方志的编纂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文化认同。从最早的《藏纪概》到集大成的《卫藏通志》《西藏图考》，编纂者或为入藏官员，或为奉旨修志的学者，其编修行为是国家行使文化主权、了解与治理边疆的自觉行动。如《大清一统志·西藏》的修撰，将西藏纳入全国性的总志体系，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西藏的法律与行政地位，是“大一统”政治理念和国家格局的文献实证。

　　其次，方志内容是国家治理实践的详细档案。方志中对驻藏大臣衙署（如“宠斯冈”“札什城”）的记载，对川藏驿道沿线塘、汛、台、站的设置与管理（如“阿足鲁塘”“湳多塘”），以及对疆域界址的明确划定（如“宁静山”立界），无不以白纸黑字证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治。这些记录铁证如山，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威历史依据。

　　清代涉藏地方志是承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地名、风物、习俗与事件的记载，使清代涉藏地方志成为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百科全书”，其价值远超地理标识的范畴，升华为深厚的文化符号。

　　地名见证交融历史。方志中的地名体系多元一体，是民族交融的直观反映。御赐地名，如康熙、雍正、乾隆为甘丹寺、纳塘寺等赐名“永泰寺”“普恩寺”，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与管理，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调适的结晶；汉藏合璧地名，如“鹿马岭”（藏名“蒲葛仓”）、“热水塘”（藏名“擦楮卡”），以及大量“某某塘”类驿站名，既是语言融合的产物，也标志着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信息传递的关键节点；汉语地名及建筑，如“琉璃桥”“双忠祠”“关帝庙”，不仅承载了文成公主进藏等历史记忆，也记录了清代官兵驻防、修建设施的历史，是区外文化在西藏落地生根的见证。

　　史实叙写团结篇章。方志中记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核心主题是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无论是记录清军平定准噶尔之乱后修建的“丹达庙”，还是记载乾隆时期驱逐廓尔喀入侵后新建的“关帝庙”，其背后都是朝廷军队、西藏地方僧俗民众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集体记忆。这些事件通过方志的流传，转化为凝聚共同体情感的英雄叙事。

　　风物描绘共生图景。方志中对贸易集市（如“南墩”庙会）、道路交通、生产技术的描述，展现了西藏与内地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互补与物质交流。而附载于程站条目下的诗词歌赋（如王我师、杨揆等人的诗作），则是进藏官员与文人的情感抒发，他们将西藏的山水人文纳入中华文学的审美与表达体系，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与认同。

　　挖掘与利用清代涉藏地方志，赋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让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发挥其润物无声的强大力量，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

　　正本清源，强化历史教育。可以将清代涉藏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系统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群众性主题教育中，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出版普及读物、制作纪录片等形式，讲清楚西藏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讲明白中央政府对西藏一贯的主权管辖，用扎实的史料筑牢历史认知的根基。

　　古为今用，活化地名文化。建议开展针对清代西藏地名的专项研究与应用工作。恢复与规范历史地名：将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名，如“宁静山”“丹达山”“南墩村”“琉璃桥路”等，予以恢复或作为标准名称使用，使其成为街路牌、地图上的“活教材”；完善标识系统：对御赐寺名等，可采用历史名称与现行名称并列标注的方式，彰显历史渊源。在历史塘站、古道遗址设立说明碑刻，重现当年的民族交往场景。

　　深化研究，推动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鼓励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加强对清代涉藏地方志的整理、翻译与数字化工作。通过实地调查，验证、补充和活化文献记载，挖掘更多承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与口述史料，并将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和社会宣传教育资源。

　　本文受2022年度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清代西藏方志舆图的国家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2BZS01）支持完成。

　　（作者系西藏社科院南亚所副所长、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