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曹阳月抱着小卓玛。北京同仁医院供图

　　腊月的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笼罩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过膝的羽绒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寒风裹挟着雪粒子砸在医疗箱上，发出细碎的脆响。

　　作为北京市第五批援青医疗队成员，我正骑马跟随北京援青医疗队前往海拔4800米的牧民家，第二次随访肝包虫术后患者巴丁。

　　折痕·泪痕

　　患者家的石砌平房在雪坡上已若隐若现。掀开厚重的牦牛毛门帘，6岁的小卓玛像只欢快的雪雀扑来，用左手拽着我的羽绒服下摆转圈：“曼巴（藏语：医生）！又给我带糖了吗？”她发辫上的绿松石在酥油灯下闪烁，右臂却始终藏在褪色的羊羔皮袄里。

　　直到随访结束时，卓玛执意用左手牵我出门，我才意识到了点什么，蹲下来想看看她的右臂。皮袄滑落了，那个用“小心轻放”字样的纸壳捆扎的右臂，在雪光中刺痛了我的眼睛，一个废旧纸壳成了高原版的生命支具。

　　“小卓玛的胳膊受伤多久了？”我蹲身用指尖轻触纸壳边缘，手上沾上了火塘边的青稞灰。

　　孩子母亲搓着开裂的手掌解释：“20天前她放羊时从石坡摔下。带她去找村医看了，固定上骨头会自己长好。”揭开层层羊毛毡，可以看到，她肿胀的前臂上，纸壳棱角已在皮肤压出紫红色沟壑，像极了女儿在幼儿园摔破膝盖时的泪痕。

　　“必须到DR车（X线影像检查移动车）检查。”我赶紧向援青医疗队队长汇报。队长看后，把小卓玛带上马去DR车进一步检查。小卓玛兴奋地跨上马鞍，左手抓着鬃毛咯咯笑，我心里却是五味杂陈。我们在雪坡上跋涉一小时后，终于与接应的巡诊车会合。

　　司机扎西将暖气开到最大，颠簸的车厢里，小卓玛蜷在我怀中数车窗上的冰花：“这个像阿妈的耳环，那个像格桑花瓣。”

　　DR车·创可贴

　　在DR车上，小卓玛不敢单独在检查室内做检查。我进去抱抱她，猛地想起了那年女儿做胸片的场景。

　　我摸摸她的脸说：“曼巴就在门外守着你，60个数字之后，大门就会打开。”

　　显示屏上，桡骨青枝骨折的影像让所有人屏息——断端成角15度，但生长线尚未闭合。“北京的骨科主任正在线会诊。”我们将手机镜头对准DR图像。视频里的专家放大骨痂生长点说：“这种稳定性骨折在生长期有强大塑形潜能，但必须规范固定。”

　　我下意识翻找医疗箱里的树脂夹板，突然触到了女儿塞给我的草莓创可贴。

　　当贴着草莓创可贴的树脂支具戴在小卓玛臂上时，她兴奋地挥舞左手：“阿妈快看！这是我的铠甲！”巴丁执意将哈达系在DR车后视镜上。返程途中，小卓玛靠在我肩头熟睡，呼出的白雾在车窗上凝成了冰晶。

　　3个月后的随访照片里，小卓玛举着涂满彩绘的树脂支具笑得灿烂。这让我想起临别时她母亲执意要为我们献上的哈达，更想起《医学的温度》那本书中提到的“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这句话。

　　这次经历让我重新审视“精准医疗”的定义——在X光无法抵达的高原牧区，在CT三维重建难以企及的游牧帐篷，医学的温度往往藏在最朴素的观察里。牧区常见的“自愈性骨折”认知背后，是医疗资源匮乏与难以外出就医的困境。医学或许无法消除所有病痛，但当我们俯身倾听生命最细微的震颤时，那些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共情，终将在雪原上生长出最坚韧的根系。

　　5G信号·健康中国

　　这次经历也让我重新理解下乡义诊的本质——这是在医疗资源分布的“末梢神经”上搭建的生命桥梁。村医那些标注着“未及时就诊率”的冰冷数据，具象为风雪中骑马跋涉6小时的牧民，具象为用纸壳固定骨折的稚嫩手臂。下乡义诊不是单纯的医疗服务下沉，而是用医者的脚步丈量“健康中国”战略在雪域高原的实现路径。

　　义诊团队携带的移动DR车、云会诊的逐步建立与藏汉双语健康手册，本质上是在重构医疗公平的时空维度。当小卓玛的骨折影像通过5G信号穿越4800米海拔，实时呈现在北京专家的屏幕上时，我们其实是在实践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将适宜的医疗技术带到最需要的地方”。这种“技术适地化”改造，既减少了牧区患者因交通阻隔而延误治疗的可能，也减轻了城市三甲医院“虹吸效应”对基层医疗的冲击。偏远地区义诊需要构建“马背上的智慧医疗”模式，让现代医学与游牧文明在生命至上的共识中握手相拥。

　　小卓玛用愈合的右手为我献上哈达时，我突然想起女儿用智能手表给我拨打视频的场景。这两个相隔3000公里的画面，共同诠释着下乡义诊的意义：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平等享受医疗科技进步的权利。

　　当我们的DR车辙印与马蹄印在雪原重叠，当云会诊的电磁波穿梭在经幡之间，医学展现出它最动人的模样——这不是悬浮在论文里的冰冷数据，而是扎根在泥土中的生命之树。

　　（本文涉及患者信息已做匿名化处理，作者为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02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