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也是我个人出家修行满30年的特殊节点。面对社会各界对西藏宗教领域沧桑巨变的热烈讨论,作为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亲历者,常年参修见闻的积淀,使我意识到有责任对日常所见所思进行总结与说明,既是回应公众关切,更希望能够通过寺院日常宗教活动实践,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提供来自基层宗教工作者的观察视角。
60年来,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西藏宗教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越走越坚实;拥护爱国进步、反对分裂倒退,早已成为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共同意志与基本立场。作为时代变革的亲历者,我见证了传统寺院制度与现代治理体系相融合的过程,参与了修行活动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协调的实践探索,切身感受到了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带来的显著变化。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浪潮中,藏传佛教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也由此面临着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坚守法脉本真的同时回应时代需求?如何使服务信教群众的本愿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同向同行?
一、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
藏传佛教自公元7世纪起便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深植根脉、开枝散叶。它不仅是历史上塑造文明、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思想体系与文化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精神力量。从教理精髓看来,无论是中观思想“不堕两边”的哲学智慧,还是大乘菩萨道“随方毗尼”“四摄六度,随缘应化”的修行原则,都深刻揭示了藏传佛教本身与时俱进、随顺时空因缘演进的法性理路。“随时应世”的宗乘旨趣,始终贯穿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它不断驱动着历代高僧大德顺应时代因缘,以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实际行动,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下,共同培育了深厚的爱国爱教传统。这些历史事实都表明,藏传佛教始终具有将自身发展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与时代步伐保持一致的自我要求与历史特征。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支脉之一,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教派。自法脉开创以来,噶举派历代祖师契合众生根器,融汇道次第法门与实修传统,将中观空性见地与修持方便道紧密结合,逐步建立起以显密大手印为核心的圆融教理体系,并发展出“四大八小”的教法传承脉络。在弘法实践中,噶举派自西夏时期沿河西走廊东渐,元代在五台山建寺兴教,明清更深入云贵高原腹地,最终形成了以西藏为中心、辐射青藏高原及内地多省区的宗教地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噶举派始终秉持着“上报四重恩”的法愿,支持中央政权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和行政管辖,中央政权特别是明朝对大宝法王世系的册封举措,成为了宗教领域维护国家主权的历史典范。综观历史脉络,噶举派始终坚守着“随时应世,持守利生”的本怀,自觉将教派命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种爱国爱教、利益众生的传统,已经被深深地烙印在教派传承的血脉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标志着藏传佛教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背景下,宗教界以“智悲双运”为宗旨,以“本净无垢智,示现佛子相,利众事业行”为使命,积极展现出主动将宗教信仰融入社会责任的实践姿态。广大信教群众在“二谛圆融”的正见指引下,将“愿、行菩提心”转化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伦理实践,推动佛法的“见、修、行”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渐次展开,切实发挥了宗教在涵养心灵、促进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应世利生”的本怀引领下,藏传佛教界始终秉持广大信教群众的慈悲本愿、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自觉,将自然传承的历史传统转化为服务国家大局、促进文明互鉴的现实力量。通过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藏传佛教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实现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
二、实践探索与路径思考
作为宗教界代表人士,我深感责任在肩。近年来,在参与乃朗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与僧众并肩工作的点滴,使我对此有了更切身的感悟。乃朗寺坐落于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朗谷,创建自公元12世纪,清康熙五年(1666年)起成为巴沃呼图克图世系的主要驻锡地。乃朗寺是秉执噶玛噶举派噶玛冈仓传承的重要寺院,自建寺伊始就秉承着阐经释典、真修实证的修持传统,历代高僧辈出,法嗣传承有序,历史传统源远流长。新时代以来,乃朗寺僧众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在保持日常法教修学的同时,秉持佛陀“随顺众生,应机施教”的慈悲本怀,将教义传承与时代需求相融合,通过政治自觉、持戒守法、安居和合、典藏弘文、守境护生、宣教扬善等具体实践,在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积累实践经验,为藏传佛教顺应时代发展、更好服务社会作出了系统的探索工作,为回应“新时代藏传佛教如何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命题提供了经验参考。
乃朗寺始终将政治自觉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政治自觉不仅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更是引导宗教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向同行的重要保障。寺院通过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持续筑牢僧俗群众的国家认同和法治观念:常态化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宗教政策法规,将“五史”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日常修行;旗帜鲜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倒退行径,引导僧众在反分裂斗争中站稳立场,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实践层面,严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义阐释,制定《僧众行为规范细则》,全面落实自治区“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要求,把法治原则转化为修行准则。同时组织僧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社会实践,推动宗教信仰与公民责任深度融合,彰显服务时代的担当精神。
乃朗寺始终将持戒守法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持戒守法承载着“以戒为师”的佛陀遗训,是从严治教、守护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命脉所系。乃朗寺严格遵循律部典籍,严持传统戒律,深入开展学戒持戒,将“不拥有汽车、不置办房产、不聚敛财物”及厉行节约纳入清规;依法规范财务管理,设立专职财务岗位,确保账目清晰,定期公开收支,主动引入第三方审计,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坚决贯彻法治化管理,配合宗教事务部门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明确依法治寺原则,将国家法规融入管理细则,严格规范宗教活动边界。寺院设立内部监督机制,深刻汲取教内案例警示,健全惩戒制度,落实违规通报机制,形成震慑。通过定期组织法治戒律学习,引导僧众深刻认识“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之本,将守法遵规内化为修行自觉,守护传承命脉。
乃朗寺始终将安居和合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安居和合不仅通过现代化设施改善僧俗生活条件,更以和谐共处、互助协作精神为纽带,通过团体协作与自我管理筑牢寺院治理根基。乃朗寺积极学习“7S”现代管理理念,翻新配备独立卫浴与供暖的僧舍,标准化管理斋堂健康配餐体系;在区人民医院支持下设立医务室,建立僧众健康档案,常态化开展高原慢病筛查与管理,并与上海援藏医疗队合作编印《高原健康管理手册》规范防治流程。在僧团管理上,深化共同生活、集体管理的传统:严格遵循公共设施集体共有制度,杜绝私有化;定期召开僧众议事会,通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制定管理细则;同时,建立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所有账目定期向全体僧众公开公示,确保共同资源的清晰管理和集体监督。由此形成共同遵守的规范与普遍认同的理念,追求制度共守、事务共治、和谐共享的和合境界。
乃朗寺始终将固本育人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后备支撑。固本育人不仅为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提供核心支持,更是培育符合新时代“四条标准”僧才的根本遵循。乃朗寺学经班坚持政治引领首要地位,筑牢爱国爱教的人才根基,设立“2/2/6”课程体系(政治课、文化课、专业课各占2、2、6课时),主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政治课主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宗教政策及法律法规。专业课系统开设“五部大论”核心专业课,严格遵循传统学修体系,日常设置辩经课程;文化课设置外语、计算机等课程;教学实施“三段进阶制”:初级班聚焦声明与因明,中级班精研般若中观,高级班专修教义阐释。同时,学经班秉持显密圆融的学修理念,已建成三座设施完备的闭关中心,为僧众深入实修大手印、那若六法等法门提供坚实保障。明确高层次师资原则,组建由佛学院资深经师、高校学科专家和区委统战部理论导师组成的复合型教学队伍。
乃朗寺始终将典藏弘文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纽带。典藏弘文不仅为藏传佛教法藏搭建系统存续工程,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乃朗寺通过古籍抢救、文物修复、非遗传承协同推进深化典籍存续、技艺保存与学术研究,筑牢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资源根基。挂牌自治区级古籍馆等文化机构,建立专业保护体系;数字化抢救古籍文献3000余函,整理出版《第八世大宝法王文集》等图书30多种;完成赛卡古托宋代寺院建筑整体3D建模和明代壁画数字化采集,保存14世纪艺术原貌;系统记录12项自治区级非遗技艺,开设青年传承人才课程。拓展多元合作路径:与西藏人民出版社建立出版战略合作关系;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藏大学藏文古籍研究所共建科研实习基地,聘任包括教育部“长江学者”在内的19位特聘研究员;联合中国美术学院开展“大殿营缮实录工程”,全流程建立藏式建筑工艺档案。
乃朗寺始终将守境护生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循环支点。守境护生不仅为宗教实践构建生态文明再生体系,更是引导僧俗共建生命共同体的永续枢纽。乃朗寺通过“碳中和攻坚与无废创建”深化生态担当、环保自觉与绿色技能,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根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战略部署,明确零碳建设目标,建成世界首座高海拔“碳中和寺院”。2500平方米光伏电站年发电1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800吨;创新应用光储充一体微电网技术,实现清洁能源100%自给。制定《无废寺庙管理细则》,推动入选拉萨市2024年度“无废寺庙”。设立每周五“净垢日”,内部选拔垃圾分类督导员并开展专项培训,定期组织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在主要区域设置分类垃圾桶并张贴标识,累计清运周边垃圾1.2吨并资源化处理可回收物2068公斤,建立垃圾兑换激励机制,将可回收物兑换为生活用品分发,提升垃圾分类积极性。积极参与南北山绿化工程,常态化组织僧众种植生态防护林。乃朗寺始终将宣教扬善作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桥梁。宣教扬善不仅为藏传佛教文化搭建多向传播平台,更是面向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乃朗寺通过云端共享、多语阐释、实体展览立体开展文化交流,深化资源开放、跨文化对话与公众参与,筑牢文化影响力的传播根基。古籍馆建设藏汉英三语“噶举历史与文化”数据库,云端存储古籍文献、建筑壁画等数字资源;开设“百法明门讲堂”系列讲座,邀请专家学者面向大众传播学术思想。图书馆创设双语智慧阅读空间,馆藏各类图书上万册供僧俗群众借阅。陈列馆策划“盛世修典·乃朗寺专题展”,展出汉藏佛教美术作品200余件;举办“噶玛噶举法教源流展”,系统阐释噶玛噶举中国化的历史历程;推出“赛卡古托壁画数字成果展”,复刻呈现14世纪汉藏佛教美术交融的艺术珍品。
三、铸就命运与共的精神高地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强调要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保障宗教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基层教职人员,如何积极响应时代号召,配合党的工作,主动担当作为,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乃朗寺努力将千年传承融入时代发展之中:通过深化政治自觉筑牢思想根基,通过严格持戒守法夯实法治保障,通过优化安居和合提升生活品质,通过创新固本育人培育时代僧才,通过推进典藏弘文守护文化根脉,通过践行守境护生建设美丽中国,通过拓展宣教扬善促进文明互鉴。这些探索,是在保持佛教根本精神的前提下,尝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宗教社会功能进行必要的时代调适。具体而言,就是希望通过制度层面的完善和理念上的与时俱进,使宗教活动既能恪守宗教传统,又能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站在雪域高原回望千年法脉传承,新时代藏传佛教的使命日渐清晰。历史回响与时代召唤共同推动着我们思考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承教义精髓,践行法制化管理,恪守服务信众与爱国爱教传统,自觉适应现代化转型要求,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达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宗教教职人员的努力尤为重要。在宗教中国化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为广大教职人员提供了最生动的精神指引。作为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活佛,我深切体会到,总书记的这份赤子情怀与佛教“破除我执”理念所形成的深刻共鸣,它启示我们要超越个体的局限,将信仰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服务社会大众、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
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下,藏传佛教中国化不仅是其自身健康传承的必然要求,更成为了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它对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对外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纽带,于自身则时刻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民族复兴的当代价值。面对时代课题的召唤,包括乃朗寺在内的广大藏传佛教界正立足自身传统,积极探索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索工作的持续推进,始终仰承于党和国家的正确指引、三宝威德的清净加持、教界同修的协力共进,以及社会各界与信众群众的坚定支持。正是各方力量的汇聚,推动着藏传佛教持续焕发独特文化价值,有效发挥社会功能,为民族复兴凝聚共识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和谐正能量。面向未来,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与时代发展,需要持续汇聚这些宝贵力量,共同推进宗教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协同并进。
(作者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理事、西藏自治区乃朗寺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