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5日，《西藏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世界屋脊”的独特景观得到有效保护 我区已陆续建成七个自然保护区》。报道写道：从1985年至今，西藏已陆续建成7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5000多平方公里。在这些保护区内有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近40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60余种，另外还有许多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气候和植被型态。据介绍，西藏自开辟自然保护区、根据有关法令实行专门管理以来，一些珍奇的植物和动物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在保护区内盗砍偷猎的现象很少出现。西藏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珍稀植物和动物繁多，适合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地方还很多。如有“高原野生动物园”美称的羌塘草原，区内有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均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横断山脉北部，活跃着与大熊猫一样有名的滇金丝猴、白唇鹿等稀有动物，亟待划区保护。

“高原精灵”藏羚羊。记者 黄志武 摄

　　格拉丹东雪山上，“长江第一滴水”从姜根迪如冰川融落，汇成长江源头；色林错国际重要湿地内，藏羚羊群如褐色洪流穿越冻土带，上演生命和谐乐章；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普若岗日冰原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在高原阳光照耀下愈显纯净。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这片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的核心区，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态守护工程，正书写着“利在千秋、泽被天下”的壮丽篇章。

　　从1970年零星划定禁猎区，到如今持续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我区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区面积的36%，使西藏乃至青藏高原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产、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

　　党的二十大以来，随着《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实施，西藏六大核心生态区域陆续布局，数量与面积均居全国首位。一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世界屋脊铺展绵延。

　　破局之路：保护措施不断完善

　　“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多年，我的体会是，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不容忽视的。”申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边巴扎西曾在森林公安岗位上工作17年。他说，“但我们有一条重要经验——直面困难，勇往直前。”

　　西藏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同时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弱，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修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区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970年至1980年，零星的禁猎区和资源保护点开始在珍稀物种的核心栖息地、繁衍地设立。

　　1985至1988年，自然保护地迎来了第一个建设小高峰：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墨脱、察隅、波密岗乡、林芝巴结、聂拉木樟木沟、吉隆江村以及珠穆朗玛峰等7个自然保护区，覆盖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精华。

珠穆朗玛国家公园。记者 旦增西旦 摄

　　199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羌塘、申扎黑颈鹤、芒康盐井、林芝东久赤斑羚、类乌齐长毛岭马鹿、林周澎波黑颈鹤等以大型珍稀兽类和鸟类保护为核心的6个保护区。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设立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的羌塘自然保护区，并于2000年成功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拉萨市林周县境内的黑颈鹤。记者 格桑吉美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着眼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未来，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生态文明之路越走越宽广。

　　在那曲市色尼区，记者看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科普宣教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可全天候实时监测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羌塘国家公园创建区、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重点区域的情况。那曲市建成14个“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点，配置14套高通量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那曲市国家公园监测体系从无到有的突破。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不断迭代升级，如今，西藏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一张覆盖森林灌丛、草原草甸、湖沼湿地、冰川雪山等多生态类型的保护网络基本编织完成。

　　生命礼赞：绚烂高原生机勃勃

　　沿着宽阔的沥青柏油路，行进在藏北高原，纳木错、色林错等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串起了“一错再错”的旅途。湖光山色映衬下，可以看到藏羚羊、藏野驴等食草动物悠闲地觅食、嬉戏、休憩，人与野生动物实现了和谐共生。

纳木错风光。记者 刘斯宇 摄

　　动物种群作为体现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可以直观地评价保护地生态系统保护效益。而绿色奇迹的背后，是科学政策与群众参与的同向发力、双向奔赴。

　　尼玛县北部，有一座特殊的藏羚羊“保育院”——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片区）措罗木管护站。

　　“去年我们救助收养了20多只藏羚羊幼崽，今年我们救助收养得更多，养不下的还送到了其他站点，让他们帮忙收养。”措罗木管护站负责人阿旺洛卓说。

　　据了解，措罗木管护站所负责的区域，是藏羚羊的“大产房”之一。随着迁徙繁殖季到来，成群结队的雌性藏羚羊会来此产崽。7月，雌性藏羚羊带着幼崽再次返回栖息地。漫漫返程路，对藏羚羊幼崽是巨大的考验，尤其是跨越雨季湍急河流的过程中，每年都会有不少藏羚羊幼崽离群或溺水。

　　措罗木管护站已连续多年在河流下游组织开展藏羚羊幼崽营救行动，帮助它们重返族群，其中找不到族群的就由管护站收养保育，直到它们能独立生存后，再放归大自然。

　　记者从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那曲市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自羌塘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据调查：藏羚羊从5万只增加到20万只以上，史诗般的迁徙震撼无比；野牦牛从7千头增加到1万多头，野性的基因库得以存续；藏野驴从3万多头增加到9万多头，奔腾的身影成为广袤草原的风景。

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片区内的藏野驴。记者 赵书彬 摄

　　“自然保护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才旺仁增介绍说，目前，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片区）已建立专业管护站36个，聘用专业管护员390名，农牧民协议管护员（野保员）205名。

　　每年春夏之交，申扎县城居民都会迎来他们的“国宝级”邻居——黑颈鹤父母以及它们孵化和抚育的黑颈鹤宝宝。在紧邻县城的申扎湿地公园内，记者看到，一对黑颈鹤“夫妇”和一只黑颈鹤“宝宝”正在悠闲地觅食，公园旁的步道上，居民们在休闲漫步观光。

　　“2018年申扎湿地公园建成后，每年都会有黑颈鹤来到这里养育宝宝。”正在散步的居民琼达笑着告诉记者，“黑颈鹤是申扎县的‘明星’，也是申扎县良好生态的一张名片。我们争当黑颈鹤的保护者，显然黑颈鹤也把我们当作它们的好朋友了。”

　　近年来，随着自驾游客的日益增多，生态保护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去年，申扎县专门组建了“雪之傲影”团队，打造一支专业生态保护尖兵，构建“空中无人机巡航+地面智能检测+队员徒步巡逻”的全方位防护网络。同时，每年重点时期开展“保护黑颈鹤家园”主题宣讲等，展示展出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珍稀野生动物影像资料，向游客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欣赏美景的同时，也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保护课。”来自重庆的游客易先生说。

　　制度创新：国家公园引领带动

　　2021年9月30日，国务院的批复开启了西藏自然保护的新篇章：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总面积19.07万平方公里，西藏实际管辖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面积4.87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25.54%），涉及安多、巴青、聂荣3县13个乡镇94个行政村。

　　“2019年买的巡护车，如今行驶里程已达20万公里。”安多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杜鹏程说，“我们最远的管护站在安多县色务乡，地形复杂，极易陷车扎胎。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管护站有了更多年轻力量的加入，我们的巡护工作更加系统规范了。”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到2015年陆续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再到2021年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我国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的公布，为西藏生态保护擘画了更宏伟的蓝图：三江源（唐北区域）、羌塘、珠峰、冈仁波齐、高黎贡山（西藏段）、雅鲁藏布大峡谷——西藏最具生态代表性的六大区域全部入选国家公园或候选区。展望未来，六大国家公园将如同六枚“生态翡翠”，镶嵌在“地球第三极”的冠冕之上。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拥有冰川雪山、高海拔湿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等高寒生态系统，素有“中华水塔”“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之称。这一跨省区的国家公园采用“统一规划、统一政策，分别管理、分别负责”的创新协同机制，为后续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范本。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普若岗日冰川。记者 赵书彬 摄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累计落实建设资金9.07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开展保护与恢复、“天空地”一体化建设、自然资源调查、土地沙化治理、河湖生态保护、管护站及配套设施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国家公园大门建设、冰川生态保护、自然教育和培训与生态体验、巡护体系建设和生态管护补助等。

　　特别是“天空地”一体化建设，通过科技赋能，让守护世界屋脊的“眼睛”更亮、“手臂”更长。与此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高原深深扎根，保护意识已融入当地民众血脉。

　　2021年以来，那曲市国家公园创建与建设领导小组组织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安多、巴青、聂荣三县工作专班，按照一户一岗政策，结合本人自愿、逐级审批原则，截至目前，共选聘生态管护人员29692人次，兑现生态管护资金2.55亿元。在有效增加群众收入的同时，让牧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守护者，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

　　眼下，我区国家公园创建与建设工作有序推进，西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骨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法治保障：良法善治行稳致远

　　2021年，《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出台，该条例通过明确生态保护的战略定位、目标体系及责任机制，填补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系统性立法的空白。

　　2025年8月1日，《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这是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重要法治举措，是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法治是生态保护的重要保障。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竖起了“铁规矩”和“硬杠杠”。

　　2023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日喀则市仲巴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湿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仲巴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查明：因汛期涨水危及附近群众的住房及牲畜安全，2020年12月，南木拉湿地的下游修建了一条长约7.9千米的水渠，将上游来水引流至马泉河，导致南木拉湿地失去水源，逐渐干涸沙化，水体面积急剧缩小。

　　2022年5月30日，仲巴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行政机关代表等参加会议，并取得一致意见：必须严格依法保护好南木拉湿地。当天，仲巴县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发出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地政府制定修复实施方案，相关部门全面启动湿地恢复工作，整治水渠，恢复水源。同时，为解决汛期涨水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经科学论证，决定另选址修建防洪堤。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构建起了‘法律—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规章’四位一体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生态补偿、国家公园建设、生态监测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促进西藏生态屏障功能显著增强，实现了法治保障与民生发展的有机统一。”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平措表示，西藏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取得显著进步，成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典范。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当高原冰川继续滋养江河源头，当藏羚羊群自由穿越生态廊道，当牧民群众用生命守护生灵，这条由冰川融水、野生动物足迹、巡护员脚印共同编织的“生态哈达”，不仅是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更昭示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西藏步伐——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采访手记

　　喜见高原展绿屏

　　“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

　　“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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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国之大者”，我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注重保护向主动作为转变，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生态文明建设结出累累硕果，处处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在西藏，自然保护地是守护高原自然生态、保育高原自然资源、保护特有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地质地貌景观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载体。

　　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族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同大自然相互依存，形成了同高原环境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欣喜地看到，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从老一辈到新一代，一代代高原人用脚步丈量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绿色成为高原最鲜明的底色，牢固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森林灌丛、草原草甸、湖沼湿地、冰川雪山之间，经常能见到各族干部群众勤劳而执着地守护自然保护地的身影。“我愿意用生命去保护生态。”这是采访中，一位野保员的真情流露。

　　如今，在西藏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农牧民群众通过生态补偿、公益岗位、发展特色产业等实现了增收，增强了保护生态的获得感和荣誉感，积极投身到生态保护当中。特别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建立了“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推动牧民从草原利用者转为生态守护者和改革获益者，成为自然保护地的政策宣传员、民情调查员、矛盾调解员、生态监测员。

　　眼下，西藏正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展望未来，我区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国家公园创建与建设工作，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守护高原之美，呼唤每个人发光发热。

　　讲述

　　桑次：父子俩38年接力守护鸟岛

　　安多县嘎隆错湖心鸟岛，蓝宝石般的湖泊中水产丰富，吸引了黑颈鹤、天鹅、野鸭、鸳鸯等多种禽鸟在此繁衍栖息。安多县扎仁镇尼玛龙村的桑次、边玛次仁父子两代人已经在这里守护了38年。

　　从1987年开始，桑次就从事野保员工作，主要承担巡逻巡护、疫源疫病监测、保护区涉违法行为监测，检查野生动物栖息地有无盗猎者设置的猎套、猎夹、网具、陷阱等任务。

　　今年63岁的桑次亲眼见证了党和政府对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如今，他每年可以领到2万多元的补助，巡护交通方式也从走路到骑马，再到骑摩托车、开皮卡、坐橡皮艇。

　　“其实夏季很多路还是要靠两条腿走，因为沼泽地比较多。”桑次说，一条路，他们早已数不清走了多少回，也不知摔过多少跟头，经历过多少危险。

　　2024年4月，父子俩坐橡皮艇到鸟岛上进行巡护、消杀等工作。谁也没想到，返程时，就在船刚离开鸟岛不久，便遇到天气突变、大风肆虐，橡皮艇瞬间就被大风掀翻了，父子俩双双落入冰冷的湖水中。

　　“幸亏，我们穿戴了安全防护装备，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边玛次仁仍心有余悸，但他目光坚毅地说，“接下来，我还是会用生命去保护生灵。”

　　对边玛次仁来说，保护生态环境，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如今，早已成为自己生活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17年，边玛次仁毅然加入野保员队伍。“我虽然担心儿子吃苦，但并没有反对他做这份工作。”桑次告诉记者，“保护环境，我们都有责任。”

　　如今，父子俩不但是巡护途中的“父子兵”，在普法宣传和科学普及上也是“好搭档”。

　　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付出，让桑次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桑次经常利用赛马节等机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宣讲野生动物保护、草原生态保护、治安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将生态保护的种子播撒在群众心中。

　　边玛次仁则通过拍摄短视频，让生态环保正能量在网络上得以传播。

　　那湖在雪山怀抱中依偎、那人在泥泞沼泽中携手、那鸟在波光潋滟中飞翔……父子俩38年接力守护野生动物的身影，早已与美景融为一体，传为佳话、成为美谈。桑次荣获2022年度西藏自治区“法治人物”称号，边玛次仁在今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之最美家乡手机摄影比赛、短视频比赛中均斩获第一名……

　　边巴扎西：倾情守望羌塘草原

　　“快看！高高和丽丽又带着它们的孩子出来散步了！”正在日常巡护的申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边巴扎西突然驻足，惊喜地说。远处，一声声清越的鹤唳刺破了申扎藏布湿地清晨的宁静。边巴扎西说：“这两只成年黑颈鹤被我们取名为‘高高’‘丽丽’，是我们县的报春鸟。今年5月，它们孵化出了一只雏鹤，我们特别惊喜！”

　　42岁的边巴扎西，已扎根申扎县24年。2001年毕业后，他便成为申扎县农牧局森林公安派出所的一名公安干警，并主动请缨加入反盗猎专项行动队。

　　2006年的一个冬夜，在零下27摄氏度的羌塘草原无人区，边巴扎西裹紧身上的大衣和其他队员一起蜷缩在帐篷里。在暴风雪中蹲守了三天两夜，盗猎者最终被成功抓获。“当时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野生动物是国家的宝贝，拼了命也得护住！”边巴扎西语气坚定地说。

　　在17年的森林公安经历中，边巴扎西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被他记成了申扎县的“生态百科书”：哪片草场有雪豹出没，哪片湿地是黑颈鹤的“产房”，甚至哪块岩石下藏着濒危植物……同事们调侃说，“他比牦牛还熟悉这片土地。”

　　2017年，边巴扎西调任雄梅镇镇长。此时，恰逢脱贫攻坚的关键期。针对“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不同情况，他组织镇、村制定了“一户一策”的帮扶计划。同时，边巴扎西还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动产业扶贫，牵头组建了3个专业合作组织、1个“一乡一社”、10个“一村一合”，让牧民从“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

　　农忙时节，边巴扎西挽起磨得发白的夹克袖口，帮助牧民群众打包、算账、发货……2019年，全镇10个村299户贫困户全部脱贫。如今，雄梅镇的草原上，牧民们谈起“生态旅游”“草场轮牧”头头是道，昔日的贫困户成了“生态管家”，守着绿水青山吃上了“旅游饭”。

　　2024年春天，总台央视的镜头对准了申扎藏布湿地的黑颈鹤。已任申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的边巴扎西蹲在摄像机后，看着黑颈鹤雏鹤破壳的瞬间，眼眶湿润地感叹：“现在黑颈鹤愿意在申扎产卵、孵化、孕育后代了。”最终，这档叫《“冲冲”冲啊——守候黑颈鹤宝宝破壳》的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800万人次，申扎县的生态环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

　　据统计，黑颈鹤种群从2003年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的不足1000只增长到现在的1600只，增长率达60%，藏羚羊数量从近1万只突破至4万只，增幅达300%，申扎县的美好蓝图正在绿水青山间徐徐铺展。

　　作者：汪纯 文凤 赵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