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各古代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始于史前时代

　　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资料。

　　距今约10多万年至5万年，人类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和路线，按照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步骤踏上青藏高原。从藏北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到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再到西藏西部的夏达错遗址，在这些近年来新发现的高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当中，均显示出文化的多样性和交融性特征。

　　其中既有过去曾被认为是起源于西方的莫斯特手斧系统的标本，也有华北旧石器、南方旧石器时代工艺。虽然目前对于这些早期人群是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进入高原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其与东亚地区、中国北方和南方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可以得到证实。

　　进入到距今约5000年以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以及山南昌果沟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的发现，既能反映出高原古代文化自身特点，同时又与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了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例如，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为粟类、遗址为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流行彩陶花纹、陶器的造型等，均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陶器的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墩子文化陶器装饰手法相似。尤其是在卡若陶器中发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双体兽形陶罐，更是在黄河上游及川西北、滇西北史前文化中均可见到。

　　进入到文明时代以后，西藏考古大体可以分为“早期金属时代”(约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公元7世纪以前西藏“小邦”时期)和唐代吐蕃政权统治时期(公元7至9世纪)两个发展阶段。

　　“早期金属时代”西藏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石丘墓(包括石棺葬)、洞室墓、大石遗迹以及出现大量动物形纹饰的古代岩画等。近年来新出土的阿里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均属于这个时期。这些考古遗存与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一时期青藏高原流行的石丘墓、大石遗迹以及动物形纹饰都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

　　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古代高原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后来成为内核的文化因素，其中也包含了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地区古代文化的丰富养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孕育而成的。

　　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从史前至吐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反之同样能感受到西藏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祖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

　　西藏文物考古

　　彰显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与治理

　　吐蕃政权分裂之后，宋、五代时期西北地区深受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并未切断与西藏和中原之间的交流联系。随着新的朝代、民族格局的转换与形成，这种交流和联系反而通过更为广泛的区域间的民族融合、佛教传播、茶马贸易等多种形式得到基层化、世俗化、趋同化的演进发展，深刻影响了元、明两代西藏与中原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

　　元、明、清各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地方实施了直接有效的管辖和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得力举措，也给后世留存了大量重要的文物古迹。

　　如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元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明永乐皇帝封授五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白玉印等，都体现出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均采取了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在汉、满、藏、蒙古等民族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上都更加强化了治藏方略，如清代由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等藏传活佛转世制度等。通过这些举措，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隶属关系更加明确。

　　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包括册封达赖的金瓶、金册、金印等珍贵历史文物，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物。此外，明、清以来，西藏与内地的双向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在清代达到高潮，无论从建筑、器用、装饰艺术等各方面都有大量史迹可寻。如著名的清代金奔巴瓶、清代达赖喇嘛金印、清代青花莲托八宝纹盉壶、清代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等一批重要文物，无不彰显出这一特色。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page]

考古实证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下）

　　青藏高原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各古代民族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

　　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山结”“水脉”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畅通，并不断对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

　　直到如今，在青藏高原形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重要关隘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因此，我们将这些在高原上形成的交通路网统称为“高原丝绸之路”。

　　“高原丝绸之路”始终是青藏高原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结纽带。

　　公元7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各分散的古代部族如女国、苏毗、大小羊同等逐渐为不断强盛的吐蕃所融合，最终形成统一的吐蕃政权。

　　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将都城从山南迁到如今的拉萨(古称逻些)，并创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权，通过与大唐和亲、向大唐朝贡，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文化，揭开了高原文明史的新篇章。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各类考古遗存，包括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两大类别，重要的有古藏文金石铭刻、古藏文写卷、木牍、寺院建筑、墓葬、石窟寺、金银器、丝织品、佛教造像与绘画作品等不同的门类。

　　通过对这些考古实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如今藏族文化的许多因素，如藏文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在吐蕃时代便开始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从考古实物材料中还可以提供吐蕃上层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构建过程中，深受唐代礼制文化影响的大量物证。

　　例如，吐蕃陵墓(俗称藏王墓)取法于汉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形制为贵，可视为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帝王陵墓“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

　　藏王墓中设置石碑、石狮等陵园附属建筑，形成与地下陵墓相辅相成的陵园地面标志的做法，也是受到汉唐陵墓制度的影响。

　　至今矗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桑耶寺前的兴佛证盟碑，以及吐蕃藏王墓园中发现的墓前石碑，均具有龟形碑座，这种立碑刻字并使用龟形碑座的做法，无疑也是当时由中原地区传入的。

　　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西北接新疆，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联系；东连四川、云南，与这一区域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相接；南面和西南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等南亚国家及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

　　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唐代使节王玄策奉大唐朝廷之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为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中印交通路线和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考古实物。

　　出土的吐蕃时代大量金银器、丝绸、马具、黄金面具、珍宝装饰等，既有东亚大唐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同时期波斯萨珊、粟特系统和欧亚草原文化的艺术风格与造型，再现了汉唐“高原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队、高僧、军士、工匠们经由青藏高原频繁往来中原的历史场景。

　　此外，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位于西藏边境地区古藏文题刻、佛教碑铭、铜钟、佛寺建筑等遗存，也都同吐蕃时期与祖国中原地区以及中亚、南亚的交通线路有关。

　　“高原丝绸之路”对于唐代吐蕃社会和吐蕃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唐代吐蕃之所以很快得以跨越其早期文化发展阶段，与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迅速融入到当时最为重要、发达的中华文明体系当中密不可分，从而加速了吐蕃社会的生产活动由低级向高级、从落后向先进的发展进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与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相比较，为吐蕃社会和文化打上了深刻烙印和“文化底色”的，主要是来自唐朝的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文明。唐代吐蕃在哲学、宗教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吐蕃政权建立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都明显地倾向中原。可以说，吐蕃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更是包括吐蕃先民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经历漫长岁月的历史抉择。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