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厚厚三卷本，刚获评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中国好书”榜。一生“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臧穆（1930—2011）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真菌科学研究，该书收载了他1975年至2007年长达32年的野外考察纪实写生，既包括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植物真菌、标本信息、生境海拔、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记录，也包括其大量写生和诗书文字。
作为一名重度的菌菇爱好者，得承认我是先嗅到了书中隐藏的某种美味气息，才真正有了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人间至味大都藏于深山老林，虽然现在的人工培育技术已颇了得，但那种唾手可得的便利，却也全然消弭了踏破铁鞋众里寻它的期冀与快意。多年前，东北学者胡冬林写的《蘑菇课》里有这样一串数据：已知大型真菌744种，其中340种可食用，192种可药用，致命毒菌有102种之多……而所有这些加起来，只不过是大自然中各种真菌的5%，剩余95%迄今尚未被人类知晓。
臧穆先生正是一位在真菌学领域立下开创之功、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家、名家。他于1975年第一次入藏，就是为了考察真菌。他的野外科考日记，也始于这一年。
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南、北两极之外的“第三极”，其垂直梯度上的不同海拔地带拥有多样化的植物物种。臧穆在青藏高原南部和横断山区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考察，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真菌标本，着手创建了隐花植物标本馆，向世界介绍西藏真菌的多样性。至2010年，这所隐花植物标本馆已收藏真菌、地衣和苔藓标本近30万号。臧穆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西南地区高等真菌综合研究之先河，对许多类群的专题研究均取得重要突破。
我国是一个食用菌生产和出口大国。菌类产品出口时，须标注准确的名称，但由于野生食用菌品种繁多，且产地不同，各地在菌菇名称上一直缺乏科学的认定和统一的标准。臧穆先生对食用菌及药用菌进行长年的调查、核实和考订，提出很多独到见解，极大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利用。
和一般的科考手记不同，《山川纪行》的文笔极为生动，有时简直妙趣横生，相信这也是许多外行能够坚持将这块“大砖头”一路捧读下去的兴奋点。
譬如，1997年夏，臧穆先生在云南抚仙湖一带考察，他如此这般记载了研究员褚嘉祐向他讲述的，关于当地人过量食用“见手青”（一种牛肝菌）后的神秘反应——
“云食见手青，如多于10个，量大，食后有幻觉，均为15厘米左右的小人，戴墨西哥草帽，身上着彩衣，色极鲜艳，行走方便，此时人思维清楚。褚（即褚嘉祐）在行医为病人诊断时，病人称此小人在其诊察室中鱼贯而入。他曾对来求医的病人说，这些小人，请勿踩到他们。小人的衣着颜色极艳丽，凡中毒有此幻觉者，均有同幻象感。1小时后，所见衣着和脸色，均成绿色，色单一而后淡失。”
更有意思的是，臧穆先生还在这段日记下方，信手勾勒了五个戴着大草帽、叉腰作态的小墨西哥人，可谓风趣之至。
若以为，这是臧穆先生在枯燥寂寞的科考途中偶一为之的戏笔，那就错了。他在绘画、书法、历史、诗词、京剧、体育等方面皆有造诣，是一位公认的“通今博古”“文理兼通”“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科学界“高才、奇才、怪才”（刘增羽语）。因此，这本《山川纪行》不仅在植物学领域开创了多个第一，且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臧穆在书法上向以“板桥体”著称，朋友曾向他讨要书画作品，臧穆先生便临了一幅《孤竹图》，并题上“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在当日手记中，他以“为人要实勿虚，待人应诚勿伪”来抒怀自勉。
读《山川纪行》，我会时不时被老先生突如其来的一笔所触动。1982年的一个秋日，他在西藏日东考察时，首次采到了一种花斑烟杆藓。当天，“群山雨意正浓，峦际模糊，唯听泉水淙淙，偶有鸟啼相辅”，但这一天并非全然诗意，先生“夜复左足阵痛。梦遇两位慈母（即他的生母和养母），醒来益觉夜寒浸膝，颇感苍凉”。弥漫科考途中的刻骨乡愁，使这部科考笔记有了别样的气息。
《山川纪行》还收录了臧穆先生赠与一位即将赴京任职的友人的《幽兰图》。画面上的兰草疏朗清俊，细读其题字，更是大有意味——
“满幅皆君子，其没以棘刺，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也。你君子也，持此意以处京畿无往不利。千里之外，无所赠寄。姑以此为压缄之物耳。”
臧穆先生对于君子、小人的辩证认知，可谓句句中的，别有哲理意蕴。
臧穆除了热爱板桥，也热爱东坡。在手记中，他对东坡词信手拈来，如一次晨起观湖，忽尔想到，“苏东坡写西湖，用‘漪’字，今日见之，方知古人用字的深入，是谓百炼推敲后，用字如惜金”。
真菌考察，尤须雨季进行，冒雨考察采集便成了家常便饭。在考察现场，臧穆必用铅笔画对标本进行素描，晚上回到驻地，来不及换掉被雨打湿的衣物，立即着手烤制标本。待一切忙好，他又要在蜡烛映照下凭着记忆给白天的素描填色，“不记录的话，到哪里采的标本的生境都不知道”。
这里的“生境”一词，莫名，深深，打动了我。
先生之所谓“生境”，乃一朴素的植物学词汇，大致是指所采标本的生存环境，如地质、地貌、植被、气候等。在入藏科考时，臧穆不仅专注于标本的采集记录，更注重对其生长环境进行图文记录。
标本各有其“生境”，人也一样。那么，这样一位学贯古今、文理兼通，且幽默通透、极富人格魅力的植物学大家的“生境”，又是怎样的？
原来，臧穆自幼酷爱书法绘画，一度打算报考艺术院校，最后听从父亲建议，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了自然科学。东吴大学中文校训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英文校训则是“Unto a Full-grown Man”，即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这所大学“强调学生的人格陶冶，讲求实证和效率的思想”（胡宗刚语）对臧穆影响尤深，也为其几近完美的学术人生奠定了基础。
臧穆的艺术梦想虽因这次学业转向而貌似中断，广袤的大自然却构成了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境”。不断行走于山川江河之间，让他心底里不灭的艺术世界愈为生动饱满。如他深入云南大山，时常会发出迥异于一般植物学家的感喟，“山水画，要搜尽天下奇石打草稿”；看到险峻一景，又念及“如傅抱石先生见此，必能飞笔写出雄姿，我则不及其万一”；在云南上帕镇上帕村科考，远眺怒江和飞瀑，又忍不住思绪飞扬：“李可染写山水，黑色一片，唯留一线银白明亮。白云如儿童明眸，明亮有光矣。余远观飞瀑，见竹影摇曳，随风招展，闻瀑声满谷，荡然涤心，超然物外。人在大山大水中，实乐事耳。”这样的活泼笔触和跳脱思维，早已越出了常规的植物学“科考体”，而近乎一篇优美的散文了。
人之“生境”各异，臧穆先生之学境、心境，皆为无人之境、进无止境中磨砺所得。捧读《山川纪行》，有如亲眼得见这位温柔敦厚、真挚博雅的长者，听其娓娓细语，若临秋水，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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