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在达兰萨拉听藏人讲现实困境 流露出对所谓“流亡政府”失望

2019-04-03 14:54:57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王天迷 赵瑜莎 褚大业


  旅游小城的另外一面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背靠喜马拉雅山。这座小城分为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为主城区,居民多为印度人;上达兰萨拉被当地人称为“麦罗甘吉”,位于主城区旁的山腰上,是流亡藏人的聚居区,人口1万余。

  走进上达兰萨拉,《环球时报》记者眼前满是纪念品商店、餐厅、咖啡馆、旅行社、书店等等。僧侣、各国游客的身影与当地商贩的揽客声交织在一起,看上去与其他旅游小城并无二致。只是随处可见的达赖画像、“流亡政府”各类机构的招牌等,提醒着人们这里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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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兰萨拉狭窄杂乱的街道 赵瑜莎摄

  狭窄的小城主要街道为单行车道。乍看之下,这里没有想象中那么脏乱差,五颜六色的房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倒显得颇为别致。然而,这里经不起细细观察。一到下雨天,路边的水沟就有脏水混合着垃圾流过。从位于主要街道的小屋正面绕到背后,能看到成堆的垃圾、杂乱无章的水管、缠绕在一起的电缆、随意堆放的建筑材料。记者这才明白,为何达兰萨拉交警部门摆放在上达兰萨拉入口的路障上写有“营造干净达兰萨拉,不要乱丢垃圾”的字样。

  生活在上达兰萨拉的藏人多为出生于印度的二三代藏人,他们的印地语往往好于英语。然而从身份上来说,这里的大多数藏人并非“印度公民”。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钢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生活的藏人可获得“注册证”,但他们无法在当地购置土地与房产,也不能在公共领域找工作,只能从事私营经济活动。“注册证”给予他们的身份不是“公民”,也非“难民”,而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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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兰萨拉街道与房屋 王天迷摄

  《环球时报》记者在小城结识了藏人次仁。40岁的他至今未婚,在一家医疗机构打工,月薪1.5万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没有存款。记者到次仁的住处坐了坐,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只摆放着一张床、两个柜子,厕所没有安装电灯,马桶是坏的。房间外的楼道漆黑一片,能闻到垃圾的臭味。次仁告诉记者,他的房租是每月4000卢比。

  “当我还是个‘坏男孩’时,曾跟朋友一起去过新德里、班加罗尔等城市短暂生活。”次仁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那时候我看到印度人生活得很好,感觉很迷茫,失意之下开始吸食毒品。”所幸,次仁后来戒毒成功。

  记者到次仁住处时,他的一个朋友也在。次仁介绍说,他的朋友是为“流亡政府”工作的摄影师。“那他的收入应该挺高吧?”记者问。“不,‘政府’没什么钱,全靠外国机构资助。”次仁答。

  一名生活在北京、去过达兰萨拉多次的藏人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流亡政府”没有什么就业机会能提供给藏人,达兰萨拉经济也不怎么样,因此当地藏人失业率比较高。记者看到上达兰萨拉的多数旅馆、餐厅等都是由藏人经营。这名学者说,生活在南亚地区的藏人的主要就业市场是在服务业。不过,拥有运营酒店、餐厅等能力的人仅占整个南亚藏人社区8%左右。

  “在这里一点儿都不自由”

  3月10日,“流亡政府”举行所谓的“起义60周年纪念会”,并组织游行活动。那两天,达兰萨拉各处贴着10日活动的宣传海报。当天确实有不少藏人关闭店铺、暂停营业,去参加活动。

  但也有人并不买账。《环球时报》记者在嘎玛的住处附近遇到了她,“我是不会参加的,因为我想回中国”。2009年,来自青海的80后藏族姑娘嘎玛为了“上大学”来到印度,她之前在新德里念书,如今,已经毕业的她正在达兰萨拉做研究,目前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现在借住于熟人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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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兰萨拉脏乱差的一面 王天迷摄

  “我一年只在大年三十那天打电话给家人,主要是怕他们担心。”嘎玛告诉记者,她今年初刚到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的旅行证件。“听说平时排队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排了两三天,于是我们当天凌晨6时就过去了。”嘎玛说,如果申请成功,快的话两三个月就能下来,但已经有人申请了七八次,仍然没有成功。

  “万一申请不下来怎么办?”听到记者的这句话,嘎玛有些哽咽:“我不知道啊。印度企业一般都要求应聘者会印地语,但是我不会。打零工也没那么容易,许多餐厅老板觉得女服务员麻烦,会招来性骚扰等问题。”

  嘎玛告诉记者,印度跟她来之前想象得完全不一样,“其实当初一到新德里机场,我就后悔了”。她在这里生活得很不习惯,“刚过来时我有56公斤重,现在只有39公斤,吃的东西都很不合胃口”。一名在达兰萨拉生活了13年的美国护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达兰萨拉的水质不好,很多藏人都有肠胃病。

  说起当地藏民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嘎玛说,“除了做生意,基本不相处”,很多印度人认为藏民“没有靠山”,因此总是“欺负”他们。“我们在这里的身份证件需要定期更新,过期的话要交罚款。其他地方的难民交罚款以卢比算,我们则要以美元算,超过1个月要交大约100美元。”记者问她:“印度政府给你们提供补助吗?”嘎玛答得干脆:“你想得美!”

  次仁则对记者提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街头看印度人玩弹珠,其间有印度警察过来要求他离开,言语间说了脏话。次仁与他发生争执,被扇了一个耳光,两人最后扭打了起来。

  嘎玛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达兰萨拉发生了一起藏民被印度人施暴的恶性事件,“事发时,周围藏人感到害怕不敢管,印度人不想管,最后是一名外国游客将受害者送去医院”。

  在新德里西藏市场时,《环球时报》记者问一名59岁开书店的藏人大叔:“您喜欢在印度的生活吗?”他无奈地回答:“我出生在这里,别无选择。但事实上,我的心不属于这里。从外貌看,我们和印度人就是不一样的。我想回中国,去看看拉萨、北京与上海,听说这些城市都非常美。”

  “总是听其他藏民说,到印度就自由了。但我觉得在这里一点儿都不自由——生活没有保障,未来也没有多少选择。”谈起自身经历的嘎玛不禁感叹道。

  来自中国的商品、电视节目已进入当地日常生活

  《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遇到的藏人,基本都有亲人、朋友在国外。嘎玛说,达兰萨拉的藏人越来越少,小城对西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正在下降,印度游客则越来越多。很多有钱的藏人家庭将刚上中学的孩子送出国,这些孩子大多已不太会说藏语。

  次仁说,印度政府给予流亡藏人的旅行证件无法得到大部分国家承认,不少藏人只能“花钱”买印度护照出国,“价钱大约是15万卢比”。记者在新德里西藏村时看到不少打着“护照服务”旗号的小广告,上面写着“擅长处理在印藏人案例”。据了解,离开印度的多数藏人选择去欧美国家,然而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出租车司机、月嫂、刷碗工等工作,即便是高学历者也是如此。

  达兰萨拉对藏人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祖国的影响力正渗透进在印藏人的日常生活。在达兰萨拉,只要看一眼店铺、摊位卖的产品基本就能判断店主来自哪里——电子产品、新鲜的绿色蔬菜基本都是印度人在卖,商品较为齐全的小超市也是他们开的;藏民主要卖特色纪念商品,他们经营的小卖部相对于印度人开的规模较小、布置略简陋,中国商品往往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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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萨拉河边的僧人 赵瑜莎摄

  老干妈、金锣火腿肠、大红袍火锅底料、镇江香醋、大白兔奶糖、粉条……来自中国的调味品、零食、干货应有尽有。问起这些商品的来源,藏人店主们都说:“从西藏地区经尼泊尔运来的。”上述去过达兰萨拉多次的藏人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其实藏人卖的手串等纪念品很多也是“中国制造”,来自义乌。这位学者说,多年前,达兰萨拉对中国影响力的抵制比较强烈:“流亡政府”禁止过进口中国商品,有人甚至因为在学校说了普通话而被罚款。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达兰萨拉街头OPPO与vivo的招牌十分醒目,记者遇到的藏人都使用微信作为通信工具。次仁还主动跟记者说起,他非常喜欢看《我是歌手》,“为此,我特地下载了芒果TV的手机App。”聊着天,次仁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节目,汉语不好的他模仿歌手的咬字与唱腔,跟着唱了起来。

  在达兰萨拉经营小茶馆的堆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几十年前,这里的流亡藏人十分“敌视”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或多或少被长辈灌输了一些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如今,藏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工作勤奋,也都非常友善、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