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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儿时，我与邻里的女孩子有点不同，这不同也不算稀奇，也就是爱与男孩子一起玩打仗游戏、捉迷藏而已。然而，也许正是这一点不同，让我更多了一些心灵的野性。 比如，我从小就很不满足于自己生长的小城市，不满足于那个年代仅能读到的“四大名著”和在有限的书本里读到的故事。我经常与爱读书的同学结为好友，或在放学的路上、或在昏暗的路灯下“侃大山”。当时我的所思所想经常超过自己的年龄，拿现在的话来说，非常不“接地气”。那时家乡的天空很清透，我还常常在故乡山坡上望着只有雨后天边才会出现的被老人们称为“老山”的远山发呆。 那时的远方离我很远。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交通不便、“鸿雁传书”的情形是真正的现实，一个月才能收到一信封的情形是家常便饭。时代造成的地理距离仿佛要让我从骨子里理解什么是远。 然而，正是对这“远”的好奇，让我从此踏上了一条“去远方”的人生永不停息的里程。 20世纪80年代，刚刚19岁的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当时看上去在我们那个城市里很不错的工作，我的父母也非常满足，他们期盼着我在这个生活安逸的城市里像我的高中女同学一样，适时谈婚论嫁，过一种适龄女青年应该有的平常生活。偏偏在这时我的一个高中要好的才女同学考上了大学，而且是省外的大学，她的远行求学，再度激起了我对远方的遐想。在她的鼓励下，我也在工作之余试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差几分而未能如愿，眼望远方的我，一度陷入人生低谷。 “为什么他们只是在看到那些美景的时候，眼里才有一丝丝希望呢？为什么我只有在绝望时，才能清楚地看到那些美景呢？”我的这句诗，无意中成了我以及许多人都容易出现的“魔咒”。后来的情况，记录在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生命·阶梯》和朋友写的《跋》里：“刘萱吃过不少苦，凡是那个年龄阶段的人经历过的，她都有，只是比一般人要求自己过于苛刻，所以后来硬是考上了大学。”多年后，一位朋友发现：“刘萱大多数的照片都是深望着远方的，无论一个人，还是和许多人，很特别，解释不清楚”。 没想到，大学毕业时，我经历了又一次“舍近求远”。我们那时大学是包分配的，读大学期间，心中一直有一个目标：好好学习，好好当学生干部，争取通过努力在大学毕业时能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了中文系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还在才华横溢的七七、七八级学长们毕业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当上了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让我没想到的是，毕业时，居然有几个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的名额，而我的条件刚好符合，学校选中了我。可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则是“悲喜交集”：喜的是我有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到北京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悲的是我的目标只是想分配到省城就已心满意足了，而我却要远离安逸的家乡去到遥远的北方工作，虽然是首都，在那个年代感觉还是太远了点儿。最终，让我选择去北京的还是许多人看来“不太着调”的“诗和远方”这一动力。进入大学后，我因一次诗歌获奖的经历让我深深爱上了诗歌。大学毕业时，我在一张自己在嘉陵江边的照片后面题的字就是：“去远方”，当时在我的心中，北京也许就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二〗 转眼到了2004年，儿子正要小学毕业，应该是进入了中年求安稳的时期。没曾想，一个更远的远方又出现在我面前。一天，我正上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的那头是我熟悉的领导声音：“刘萱，你不是说诗在西部吗?”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又好像突然意识到领导话里有话，我说：“部长，您有什么指示请讲吧。”领导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够将诗人的浪漫变为现实，是这样：今年我们单位有一个援藏的名额，其他人去有困难，我想请你考虑一下，当然，我知道你的孩子还小，又是女同志……” 后来的结果是，当我下决心去援藏时，没有和孩子爹商量，来了个“先斩后奏”，因为我心动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这一代人，对工作有着理想主义信念。 先斩后奏的结果并不理想。“你是不是疯了！”我爱人听说后，本来靠在床头的身体从床上反弹起来，40多岁年纪，离开父母、儿女、丈夫去援藏，他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商量”。尽管在意料之中，我也跟着“跳起来”，我一口气历数自己多年来为家庭放弃离开北京下去挂职的机会，似乎以此来多少弥补下对家庭的“心虚”。 办理援藏手续时，女同事在楼道遇到我，“你简直是疯了！”她们认为我马上就有上升机会，没必要非去西藏“镀金”，在90%的反对声中，我踏上了去往西藏的路途。 来到西藏后，我才发现自己真正找到了诗和远方的正确打开方式。领导对我非常器重，让我担当了大量工作，加班到黎明是常态，而“老西藏精神”又处处让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不算什么。在这里，我得到了比在北京更宽阔的工作平台和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生命的价值在这里得到提升，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将在北京20多年所积累的宏观开阔的视野、工作的思考和有效的方法用于了西藏刚刚起步的对外宣传工作中，每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时，我总会感叹：这里简直就是自己发挥才能的一片高原啊！ 〖三〗 “高原,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生命的纬度里，我会在你的沉默中沉默，沉默隆升为山峦，荒凉地眺望，白云附丽下的土林，不时滑落一段积蓄已久的苦难，镌刻出精神的本质。高原,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所理解的生命，是近在咫尺的悠远……”这是我刚到西藏时，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一首诗。 更让我的家人和朋友、同事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在援藏三年期满后，由于放不下对西藏和外宣工作的热爱，还想再为西藏的外宣事业做点什么，让生命更加有意义，我最终选择了再继续援藏三年。 在后来的援藏三年里，我经历了人生从未经历过的事件：北京奥运火炬登顶珠峰、牵头创办中国第一家境外书店——尼泊尔“中国西藏书店”等。经受了我生命中前所未有过的各种考验，领略了人生别样风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2008年，我有幸作为北京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新闻中心副总指挥和新闻发言人，在珠峰新闻中心主持了15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闻发布会，经过上下同心艰苦努力，确保了舆论安全。 我幸运地荣获了人生两个重大奖项；被国务院授予第五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并受邀登上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出席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走上了职业生涯诗意的巅峰。 援藏结束后，我回到北京的工作任务更重了，然而，我的心魂仿佛已被我深爱的雪域高原锁定，仍然放不下西藏。 那段时间，我非常徘徊纠结，远方的召唤无法阻挡。让我最终下决心当一名进藏干部的机缘，则是在延安干部学院中期十天的学习。学习期间，我一直处于感动之中，我在班上是学习委员，在谈学习体会时说：“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意识到：延安是我党的精神高地，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高地，我认为我的精神高地就在西藏！” 我清楚地记得，在延安学习结业时，我手捧结业证书，向着延安宝塔山方向，含着热泪向家人发了一条短信，宣布了我人生中一个最最重要、最最坚定、被许多人认为“彻底疯了”的决定：从北京中央机关调入西藏工作，正式成为一名西藏干部。 调进西藏工作后，我下决心一定要在工作之余为心中的“诗和远方”做点什么，于是创办了西藏公益性文化平台《雪域萱歌》，开办了西藏首个可供原创发表的有声栏目《雪域读诗》。每周推出一期的《雪域读诗》，参与者都是热爱诗歌和朗读的志愿者，不分区内外、男女老少、专业与非专业。四年多来，引领了西藏的读诗风尚，在西藏乃至全国颇具影响。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我儿时与玩伴们在一起捉迷藏时的一句口头禅。人生的路有时窄，有时宽，心中的目标，有时近，有时远，既不期而遇，又似乎有一种必然。回望自己职业生涯走过的路，仿佛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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