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16日 星期二


达赖注定是可怜的失败者

2016-02-14 16:19:50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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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甚为活跃,境外一些媒体对达赖追捧有加。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西藏,亲眼看到那里的发展变化,了解了那里的历史,了解了那里人的所思所想,一些境外媒体开始反思并纷纷质疑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

  将达赖与佛教划等号是错误的

  今年7月,达赖以佛教精神领袖的身份在德国活动时,德国媒体说,“达赖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佛教徒,将其与佛教划等号是错误的”。《世界报星期日版》和《世界报》网络版援引德国佛教联盟人士的话批评说,“达赖充当佛教的喉舌固然是件好事,但他不能对佛教其他流派一手遮天”。文章说,包括德国在内的全世界大多数佛教徒并不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而且达赖在“来世”方面宣传悲观主义,与佛教反对教条、强调“现世”修炼以求“来世”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乐观主义信条不符。

  一些访问过西藏的德国人认为达赖的反华宣传令人反感。7月23日的《明镜》周刊刊登了读者来信说,过去几年去过西藏旅游的人对达赖的所作所为感到可笑。每天上千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内和周围进行祈祷活动,寺庙里的僧侣人数在增加。许多信教群众从中国各地来拉萨进行祈祷活动。有读者来信还对达赖表示不解,称达赖显然想成为一个“全能的教皇”,但他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所主张的“改善世界”并主张“克服世界”呢?达赖的终极目标仍是一个谜。

  德国《世界报》8月初发表学者维克多·特里蒙迪和维克多利亚·特里蒙迪合写的文章,批评德国人将达赖视为“新时代耶酥”。文章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把喇嘛教当作温和的宗教是错误的,西藏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平和的历史。西藏直到20世纪中叶才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在宗教的名义下充满了暴力、战乱和权力之争。喇嘛政权下的宗教审判与历史上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没有什么差别。

  文章说,喇嘛教里的“上师制度”要求弟子对上师绝对屈从,这阻碍了人的个性和自主发展,更不要说创造自己的命运了。旧西藏完全是处在等级森严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之下。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际舆论中出现了较多对喇嘛教和达赖批评的声音。对此,达赖也不得不承认西藏历史上的阴暗面。

  文章认为,喇嘛教中也存在原教旨主义的东西,比如政教合一、排斥妇女、相信恶魔、性和心理虐待、腐败等。文章指出,达赖一方面在汉堡表示支持女性担任神职,甚至成为下一个达赖,但另一方面又称自己没有为女性授予神职的权力。而在藏传佛教“杰千修旦”护法神问题上,达赖又强调自己的绝对权威性,禁止信仰已经流传几百年的“杰千修旦”护法神。达赖尽管嘴上赞成民主,然而在法律和事实上,他作为流亡藏人首领的地位根本不可能通过选举而被动摇。

  文章最后指出,达赖及其追随者一直在遮掩喇嘛教的暴力、阴暗的一面,国际社会对此也不了解。因此,达赖才会有机会向天真无知的西方人兜售西藏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利用西方目前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既美化自己,又迎合西方的需要

  达赖集团做作的反华政治宣传也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不满。7月22日柏林《每日镜报》刊登了女藏学家NICOLE GRAAF的文章,文章说,达赖集团内部有着严格的“新闻”审查,所有体现旧西藏黑暗和新西藏积极面的内容和图片全都被删掉,包括上世纪60年代达赖集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组织武装从尼泊尔境内一侧袭扰中国,以及西藏过去残酷的农奴制等。而散发这些宣传材料的藏人往往从未在西藏生活过,对西藏的历史和发展一无所知。

  文章说,达赖利用西方人良好而幼稚的愿望,不断编造“西藏神话”,他套用印度圣雄甘地的理论,标榜自己从事“非暴力的抗争”。他将环保和佛教思想相联系,并利用西方目前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既美化自己,又迎合西方的需要。

  文章认为,达赖所谓中国“在西藏进行系统文化灭绝”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西藏居民过着正常的宗教、社会和经济生活。只讲西藏弊端或只讲发展都不符合事实。

  文章提到,达赖集团打着宗教和人权幌子争取西方的资助并进行大肆挥霍。达赖集团中的当权者没有把国外的捐款和经费花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而是给自己购买了金表、豪车等奢侈品。对此西方的资助者们却一无所知。

  文章说,中国政府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中国的法律和主权范围内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而盲目进行反华分裂宣传,只能使中国政府加强对外国人入藏的控制。这不仅影响旅游业发展,也影响外国在西藏开展正常的福利项目,最终受害的还是当地的藏民。

  德国《明镜》周刊也发表了署名文章,分析了佛教及达赖吸引德部分民众的原因,认为达赖对外宣称的“博爱、宽容和富有同情心”以及“非暴力思想”迎合了德国民众的心理。作者还认为,如果达赖没有强大的对手,他只能是世界某个角落的一个圣者,正是由于他是北京的“反对派”,而他受到尊重和欢迎,恰恰是因为他的束手无策。作者称达赖为“一个智慧的丑角”(einweiser clown)。

  藏独运动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

  印度《前线》半月刊7月14日一期刊登N·拉姆(N·RAM)题为《西藏的未来》的封面文章称,2007年他又一次去西藏进行了实地访问。访问的结果表明,中国牢牢掌控着西藏,藏独运动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文章认为,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改革的影响在拉萨街头随处可见,机动车在街道上快速行驶,道路两旁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务公寓拔地而起。然而真正的体验是在农村中,在访问的村子中都能看到经济发展的见证。2000年以来,西藏最巨大的变化莫过于青藏铁路通车,标志着西藏在努力追赶崛起中的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更大开放。对于青藏铁路可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忧被夸大了,对西藏环境的真实威胁来自全球变暖而不是青藏铁路。

  文章认为,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人改变并灵活调整了其对待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政策。在中国经济空前发展、社会政治和文化政策细微改变的时代,国际社会已不存在对“藏独”的真正支持。

  文章认为,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做出重大改变。首先,达赖喇嘛提出的与“一国两制”相类似的“高度”或“最大限度”的自治,和中国宪法或法律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大不相同。达赖喇嘛在2005年所要求的那种自治无法由中国宪法提供。其次,作为对所有藏民建立“一个行政区”的回应,中国政府非常合理地指出,西藏自治区与前西藏政权的统治区域相一致,接受“大藏区”的要求意味着对民族进行重新规划,这将造成大面积的社会动荡,并损害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政治体制。

  文章认为,礼貌、开放、灵活和积极的态度对双方都必将有所帮助。然而对于那些支持“藏独”的人而言,前途看起来的确很黯淡。因为达赖喇嘛大量谈论自己的死亡,并且甚至开始为其死后做打算。这些人可能会担心一个大问题:达赖喇嘛死后,将会怎样?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西藏自治区和作为四个主要省份一部分的广泛的藏族自治地区仍将——以他们相互区别、各有特色的方式——属于一个中国。

  坚持西藏独立,那么他将注定只是一个很可怜的失败者

  在达赖喇嘛访问澳大利亚后,澳大利亚《世纪报》(The Age)2007年5月23日刊登署名文章《达赖喇嘛神圣袈裟的背后》,文章说,达赖喇嘛“并不仅仅是一个精神领袖,早在1959年流亡前,他就已经是西藏政府的领导人。这是一个由贵族和僧侣集团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它对内征税,监禁和拷打持不同政见者,也从事所有常见的政治阴谋。

  “流亡政府”在印度设立后,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每年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到170万美元。这些钱都被用于对抗中国的藏军游击队的开销,而达赖喇嘛却在公开场合一直宣称非暴力不合作,并因此而获得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至于达赖喇嘛本人,则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4年,一直名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名单上,据报道,每个月他从中央情报局收到15000美元(一年18万美元)。这些钱是支付给达赖喇嘛私人的,但是他全部或大部分用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活动中,主要用来资助设在纽约和日内瓦的办公机构,还有在国际上游说各国人士。

  文章还说,“流亡藏人中还有很多关于流亡政府如何腐败以及如何以达赖喇嘛名义征集钱财并滥用的传闻。”很多捐款都是经由设在纽约的西藏基金会转入流亡政府的,该基金会1981年由流亡藏人和美国人共同建立。现在它已膨胀为一个拥有数百万美元的组织,每年支付300万美元在其各项事务上。基金会另外部分的资金来自美国国务院办公厅的难民计划。

  “就像很多亚洲政治家一样,达赖喇嘛也很明显地偏袒启用自己的亲戚,把他的家族成员安排到重要位置上。在最近的几年里,在6名噶厦,或称内阁,流亡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的成员中,有3名是达赖喇嘛的亲戚。”

  文章最后说,究竟达赖喇嘛为生活在西藏的藏人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他的目标是他一直坚持的西藏独立,或者近些年的大藏区自治,那么他将注定只是一个很可怜的失败者。

  (原稿发布时间:200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