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日 中国与尼泊尔建交
2016-05-20   来源：   作者：

　　中尼建交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和尼泊尔的传统深厚的友谊》文章，全文摘录如下。
 

 

　　最近我国和尼泊尔王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国这种新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无疑将有助于今后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中尼两国国境毗连，接壤的疆界长达八百公里以上。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悠久而密切的深厚友谊，可以上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最早而可靠的记载，是东晋高僧法显所写的“法显传”。法显是外人访问尼泊尔并留有真实纪录的第一人。他于公元三九九年启程赴印度，四一六年归国。在四○六年，他访问了尼泊尔，目的是朝礼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的圣地。根据他写的法显传，他曾到过迦维罗卫城、论民园和拘夷那竭城等处，在法显访尼后不久，又有一个佛教徒智猛曾访问迦维罗卫城覌礼佛迹。

 

　　和法显访问尼泊尔同时，一位尼泊尔的高僧佛驮跋陀罗到了中国。他是迦维罗卫城人、佛氏的后裔，大约在四○六年左右到达长安，四一八年被邀到建业(现在的南京)，做道场寺的译主，领导一百多名沙门共同翻译佛教经典。这是当时南方最大的一个译场。那时候，法显已从印度归国，在建业同佛驮跋陀罗合作，翻译了有名的几部佛经。佛驮跋陀罗来到我国南方，对南朝佛教禅宗的传播很有影响。四二九年，佛驮跋陀罗死在建业。他在中国所翻译的佛经，共一十五部，一百十七卷，在交流佛教文化史上留有不小的功绩。法显和佛驮跋陀罗的合作翻译，应该说是和洽的中尼友谊史上一个标帜。

 

　　在唐代，中国和尼泊尔的交往更频繁了。玄奘法师西游中，在六三五年访问了尼泊尔。他到过以前法显所经历的劫比伐窣堵国(即迦维罗卫城)、佛降生塔和拘尸那竭罗城(即拘夷那竭罗城)等处，并第一次到达尼婆罗国，即现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六四一年，唐太宗派李义表出使印度，路经尼国，受到国王那陵提婆的优礼相待，并陪同他覌看都城东南的阿耆婆满池(这个池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也有记载)。自此以后，中尼使节交往不绝。六四七年，尼婆罗国使者到长安，献波棱、酢菜、浑提葱等礼物；四年后当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尼国又遣使来聘。唐室也在六五六年，派遣王玄策使印，并访问尼国，到了现在的加德满都。

 

　　七世纪中叶，高僧玄照开创了经由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通道，当时称为“吐蕃尼婆罗道”。这条道路比过去取道天山南北路、翻越葱岭转赴印度的道路便捷得多。玄照在六五四年九月离开印境的毗舍离，道经尼婆罗国回国，于次年正月就到达洛阳。这是历史上中印两国行程最便捷的一种纪录。继玄照之后往来中国、印度的僧人，如玄太(新罗人)、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师子慧)、玄会、慧轮等，都经由这条道路，访问了尼国，有的人并死在尼国。
 

　　由于迦维罗卫城跟拘夷那竭城是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之地，这两个地方就常成为西行求法巡礼的佛教徒瞻仰的目标。在中国文献中凡是留有入印纪行的僧人，绝大部分都到过尼泊尔。例如七二九年回到安西的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记”。这部书在敦煌发现，已残缺不全，但留存下来的这部分首先就叙述他到拘尸那国、后又到迦毗耶罗(即迦维罗卫)的情况。七五○年赴印、七六四年访问了尼泊尔境内、七九○年才同国的悟空，在贞元年间把他的行迹口授沙门圆照，写在所译的“十力经”的序文里。在这许多僧人的记述中，都称道尼国朝野对中国佛教徒的礼待，并盛赞尼泊尔的艺术和建筑。这些著作和中国史书上关于尼婆罗国的叙述，不仅记载了中尼两国悠久的友好关系，并且为研究尼泊尔中古时期的历史保留了不少可贵的资料。

 

　　尼泊尔和我国西藏紧邻，因之尼泊尔和我国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在频繁和友好的交往中，我国文化传入了尼泊尔，同时也吸收了尼泊尔的许多文化成果。拉萨市布达拉宫堡垒式的宫殿的建筑形式，起初就是来自尼国。西藏境内还有不少艺匠是尼泊尔人。六世纪末，西藏建立了绕萨神殿，供奉自尼国输入的佛像，是为西藏有佛寺之始，这就是拉萨市内一般所称的“大招神殿”，至今还常有尼泊尔佛教徒前来朝礼。

 

　　宋、元两代，中尼两国仍有来往。九六四年，宋太祖派继业等三百沙门赴印度，九七五年回国。继业归程即取道尼国，经过了拘尸那城和多罗聚落等地。一二六○年，元朝的八思巴在西藏建立金塔，尼国选派艺匠八十人来藏修造，其中监修的人叫阿尼哥，善于画塑和铸造金像。一二六一年塔成之后，阿尼哥即随八思巴来到北京，塑铸佛像，“凡两京寺覌之像，多出其手”。此后，他曾做元朝的光禄大夫、大司徒，专门管理建筑铸造的事。阿尼哥有六个儿子，有一个承袭了他的大司徒职衔，另一个在诸色人匠(即各种艺匠)总管府供职，继承了他的父亲的职业。阿尼哥的画塑铸造的艺术还传授了一个中国人刘元。刘元跟阿尼哥学习塑铸西天梵相，在当时被称为“绝艺”。

 

　　中尼两国第二度交往频繁是在明代。一三八四年，明太祖派高僧智光往使尼国，尼国国王马纳罗摩随即派使报聘，一三九一年到达北京，一三九四年又来聘。此后一些年，两国使节往来不断。明成祖时，曾先后派遣智光、杨三保、邓诚三次出使尼国，每一次尼国都遣使回聘。明宣宗时又曾派候显往使尼国。

 

　　近数百年来，中尼两国的人民遭受外族的压迫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国的友好来往受到许多阻碍。十九世纪初，英国入侵印度之后，又侵略尼泊尔，更进而对我国西藏怀着侵略的野心。为此，英国就蓄意挑拨中尼双方的关系，并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尼两国之间制造冲突。但是，中国人民和尼泊尔人民的友好关系，却随着时代而更加发展、更加密切了。特别是中尼两国邻近地区的人民，亲密地相互来往，相互通商贸易，相互朝礼佛迹。我国西藏境内还有许多尼泊尔侨民居住着，和我国人民的关系一直是友好和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尼两国人民一千五百年来悠久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同亚洲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和平友好合作。去年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我国准备问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声明得到了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著名人士并发起和组成了尼中友好协会，积极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尼泊尔国家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过决议，支持中、印、缅等国所创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尼泊尔王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又一再表示支持五项原则作为扩大亚非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在遵循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尼两国在今年七月圆满地进行了建交谈判。两国政府在八月一日发表的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并表示:双方政府相信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建立也将促进两国间文化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悠久的深厚友谊的中尼两国人民，都为两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而感到欢欣鼓舞。尼泊尔国大党主席毕·普·柯伊拉腊和民族国大党主席雷格米，都发表了声明，欢迎中尼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国人民对于中尼两国友好关系获得新的发展表示热烈的祝贺。正如袁仲贤大使向尼泊尔人民所说的:“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必将大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转载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 签订中尼和平友好条约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也越来越频繁。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正式友好访问。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8国。周总理把这次访问称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访问。当时正值苏伊士运河战争和波匈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总理在同各国领导人会谈中，说明了中国对这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他强调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必须予以实现，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应该得到尊重，各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他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还缺乏充分的经验，不能说一切都是完满的、正常的，关键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蒙古6国。当时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刚刚过去，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各种势力都企图乘机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周总理通过这次访问，充分表达了中国愿意同自己的邻国睦邻友好的真诚愿望。在周总理访问尼泊尔期间，双方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在访蒙期间，双方签订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经济援助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接着从1964年2月14日到2月26日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从26日到29日又和宋庆龄副主席一起访问了锡兰。这次亚非13国之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在访问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同亚非各国的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周总理着重强调：国际问题不能只由几个大国来作出决定，站起来了的亚非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无视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意志，企图抹煞这些国家的地位，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世界上所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该一律平等；任何人采取以大凌小、以强欺弱的做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周总理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在阿尔及利亚，他又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概括起来说，这五项原则是：1、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运用，也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周总理反复强调亚非国家在经济上的互相支援，是穷朋友间的同舟共济。他在访问加纳和马里时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即：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深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资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这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同亚非拉新兴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13国之行加深了中国同这些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帝事业，为亚非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实际上为中国处理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