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西藏民主改革：在叛匪头子老家搞民主改革
2020-09-27   来源：   作者：

　　文革时出版的今日西藏影集

　　苏竹青，女，1925年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1943年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冬由西康奉命调进西藏工作30多年，1987年离休，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苏竹青

　　根据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今年（2009年）3月28日将迎来首个“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作为一名老西藏，我深受鼓舞。50多年前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往事历历在目，一幕幕又浮现在我脑海中。

　　乘大卡车进藏 历时20多天到拉萨

　　我和爱人郭锡兰分别于1955年底和1956年初进藏工作。入藏之前，我们同在西康省委工作。到1955年冬季，和平解放刚几年的西藏急需干部。中央就从原西康省抽调40多名干部去西藏工作。其中就有郭锡兰同志和我。那时，经过多年革命事业的熏陶，我们的组织观念很强，组织上让到那里就到那里，从不考虑个人的一切。当时我们已有5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郭锡兰先期进藏，我则把几个孩子分别托付给绵阳和山西老家的亲戚们照管后，1956年春节刚过，我们一部分干部乘大卡车开始了雪域之行。我们从富饶美丽的成都平原出发，沿着18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铺就的2000多公里的康藏公路向西疾行。经过20多天的艰难跋涉，1956年3月8日，我们一行终于到达了拉萨。

　　几天后，我被分配到西藏共青团工委组织部任部长兼搞妇联工作。我和郭锡兰同志找来一些记述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和民族风俗等史料的书籍，如饥似渴地挤时间学习了解有关西藏的各种知识。

　　为落实党对西藏的统战政策，团结西藏上层人士，我们团委和妇联会团结协作，在拉萨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和“爱国妇女联谊会”两个群众组织，主要吸收上层人士中的青年男女参加，每个星期活动一次。那时我拜访的重点对象包括达赖的姐姐尧西·次仁卓玛、阿沛夫人及拉鲁夫人等等。经过长期联络拜访，不少贵族夫人都愿意和我们接触来往，常到妇联来座谈对共产党的认识、学习汉语汉字，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她们中有的后来成了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统战人士，有的一直与共产党亲密无间，肝胆相照。2001年7月，我应西藏自治区政府邀请参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活动，在成都的西藏宾馆集中时，我还遇到了在成都治病的当年的上层贵族的女儿唐麦·公觉白姆，她父亲曾担任过西藏军区副司令（统战人士）。我们已二三十年没见面了，大家都非常兴奋激动，一起吃了饭，一起回忆当年的人和事，离别时都恋恋不舍，照相留念。在拉萨参加庆祝活动时我也遇到了一些当年的上层贵族及夫人，他们特地到我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叙友情、忆当年，都从心底里称赞共产党当年的统战政策的正确英明，使他们有了新生，在建设新西藏事业中成为有用人才，并都以喜悦的心情畅谈今天欣欣向荣的新西藏。

　　组织西藏有史以来第一个妇女团体到内地参观学习

　　1956年6月，也就是我到达拉萨刚三个月时，根据上级指示，西藏要组织一个由上层妇女为主的妇女参观团到祖国内地参观访问，西藏工委领导让我组织参观团并担任领队，做好参观团的组织领导工作和到内地参观时大量的协调工作。工委领导还从西藏藏语干校抽调了一位名叫杨孝彬的男同志也担任领队。这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一个大型妇女团体到内地参观。消息传开，影响很大，很多上层妇女积极要求能加入参观团。在各地工委的协调、推荐下，参观团确定为61名妇女组成，团员分别来自前藏拉萨、后藏日喀则以及昌都地区的代表，再加上中央西藏妇工委的人员，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三个地区、四个方面”。团长由前面提到的来自拉萨的唐麦·公觉白姆担任，来自昌都地区的富商之女邦达·泽仁曲吉和来自日喀则的才苏·才羊分别担任了副团长。参观团的秘书长是崔科达央，是一位40多岁的藏族妇女。

　　参加叛乱的武装分子(资料图)

　　这年6月，我带参观团乘大卡车沿康藏公路走了十多天到达成都。8月23日晚，西藏妇女参观团乘坐的火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及全国妇联等单位格外重视这次藏族同胞姐妹的到来，像对待贵宾一样接待参观团，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李德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杨静仁，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曹冠群，北京市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王春平、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熊孝祺，以及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旺顿·坚赞扎巴，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联慧珠等人，率领首都各界妇女200多人到前门火车站热烈欢迎代表团到京。参观团被安排入住在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宾馆--和平宾馆。

　　8月27日傍晚，令大家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我们参观团全体成员。毛主席高兴地同几位团长握手，鼓励大家多看一看，并明确西藏现行的制度6年不改革，藏族同胞要团结努力，共同建设新西藏。当晚，陪同毛主席接见的还有周总理和邓小平、陈毅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陈叔通，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司法部副部长郑绍文，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颍超，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杨静仁等各方面领导。当我们回到和平宾馆后，大家都还沉静在欢乐激动的情绪中，都说是永生难忘的一天，整个参观团成员几乎彻夜未眠。

　　此后，我们参观团经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和全国妇联的协调安排，整个8月基本上在北京活动。到9月，我们便赴东北三省参观活动。先后参观了大连、旅顺军港、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其他一些重工业制造企业。国家欣欣向荣的氛围和取得的成就，使藏族姐妹们十分振奋。一直到9月下中旬才返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根据西藏的形势，中央紧急通知西藏妇女参观团马上返藏，参观团于1月16日乘火车离京，取道兰州、西宁，然后从柳园换乘汽车，沿青藏线于2月14日回到拉萨。这些上层妇女回西藏后积极做自己亲属的思想工作，将自己这次在祖国内地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到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讲给自己的亲属听，教育和劝阻自己的亲属们要认清形势，分清敌友，不要盲目地追随西藏上层反动分子。1956年至1957年，西藏发生的局部叛乱之所以很快便平息下来而没有爆发成全面叛乱，除了党中央和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解放军做了大量工作外，也和参观团的妇女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亲历1959年的平叛斗争

　　1956年，毛主席、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西藏特殊情况明确指示，西藏在6年以内，甚至更长时间不要急于进行民主改革。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把党和政府的克制和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到1958年，他们策动的叛乱分裂活动愈演愈烈。这些叛乱分子四处袭击公路道班，破坏交通，伏击部队运输汽车，甚至围攻党政领导机关。1958年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16名医务人员到日喀则执行任务，途中遭叛匪伏击，16名同志全部牺牲。12月18日、19日，叛匪在贡嘎、扎朗伏击山南的一支解放军车队，1名副团长和营长中弹牺牲。1959年1月4日，叛匪组织的“卫教军”200余人，伙同边坝、洛隆叛乱分子1000余人，围攻扎木中心县委达10日之久。1月24日，叛匪3000余人围攻丁青县委及驻军长达92天。到1959年3月上旬，叛乱武装已达2万余人，并建立了多处基地。

　　然而，人们都没有料到，涉及达赖的一次活动竟成了拉萨叛乱的导火索。1959年2月7日是藏历12月29日，按藏族的宗教传统，布达拉宫在这一天举行“驱鬼仪式”。“驱鬼仪式”举行的这一天，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的郭锡兰同志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同志应达赖喇嘛的邀请出席了仪式。在仪式上，达赖喇嘛对郭锡兰、邓少东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安排一下。”同时，他还提出在罗布林卡不方便，没有舞台和音响设备，就到军区礼堂去看。郭、邓二人当即表示欢迎。之后几天，他们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索康、夏苏、柳霞及达赖身边的人商定，将达赖观看演出的日期定在1959年3月10日下午3时，地点就在西藏军区大礼堂。

　　达赖要看演出，当然也要邀请他的亲属。3月10日上午，统战部和妇女联合会派我和另一位女同志及一名翻译，乘车前往达赖的姐姐家，邀请达赖的妈妈和姐姐同去观看演出。当时达赖姐姐的住处名叫“尧西林卡”，是一套前后三进院的庄园。平时，由于统战工作，需要经常上门拜访达赖姐姐，这里是我常来的地方。但是，那天我去尧西·次仁卓玛家时，感觉气氛就有些异样：她家的门口围着好多喇嘛，而且当我们每走进一个院子，就有人把大门迅速关上，我们走进最后一个院子，正要到楼上去见达赖姐姐时，突然从屋里闪出两个身穿黑色藏袍、怀揣枪支、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挡住我们不让进屋。他们俩蛮横无礼地对我说：“你们汉人身上有邪气，不能见‘郎佳果雪'（藏语为高贵的夫人），‘郎佳果雪'们已去了罗布林卡” 。我因经常来拜访达赖姐姐，所以与这里的奴隶较熟，奴隶们把我们称为“红汉人”，对我们也很有好感。当时，我环顾四周，发现几个奴隶面露惊慌之色，有的女奴隶还对我们使眼色，示意我们快点离开。我们一看情况异常，不便再见达赖的姐姐与妈妈，便决定马上返回。几个院子的大门又依次为我们打开，随后又紧紧地关上了。从“尧西林卡”出来，我们就直奔军区司令部向谭冠三政委汇报。

　　当时西藏工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只有谭冠三政委、邓少东副司令员及郭锡兰秘书长在拉萨。谭政委听了我的报告后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说，分散在拉萨周边的叛乱武装分子已开始向市内集结，你们赶快回到单位做好应付工作。原来，3月 7日之后，就在军区文工团按达赖要求作演出准备时，一些上层分裂分子从中作梗，借此散布恶毒的谣言，说什么军区要借达赖喇嘛看演出时“扣留”或“毒死”他。并于3月10日早晨煽动大批群众和喇嘛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去看演出。这意味着全区性的武装叛乱已经开始，叛匪们在外国反华势力支持、策划下，肆意烧、杀、抢、夺，残害人民。他们拦劫我车队，偷袭我哨所，甚至把机枪、炮口对准军区大门。反动分子还乘机对一些爱国人士进行打击报复和残害。3月10日上午，就在我前往达赖姐姐家时，爱国人士、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在前往晋见达赖的途中，被叛乱分子用乱石砸死在街上。叛乱分子还残忍地把他的遗体拖在马后游街。至此，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正式拉开了序幕。

　　3月17日夜，在噶夏安排之下，达赖及其周围的噶伦，副官长帕拉，达赖经师赤江，达赖的母亲、姐姐、姐夫等一行，逃出拉萨，经山南逃往印度。

　　3月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中央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发起全面进攻。一千余叛乱分子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西藏军区部队发起连续冲锋。军区当即调动不到两个团的兵力，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邓少东的指挥下，连续攻占了叛匪炮兵阵地药王山和叛匪指挥中心罗布林卡；3月21日，军区部队又相继攻占叛匪据点小昭寺、木鹿寺等；3月22日，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匪纷纷投降。解放军经过短短几天的反击，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我军仅以一千余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兵配合下，歼灭叛匪五千三百余名。

　　盘踞在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资料图)

　　平叛战斗的进程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快得多，没几天功夫，拉萨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叛匪便已被基本肃清。平息叛乱胜利了，拉萨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焚香顶礼，欣喜若狂，向解放军献哈达，欢呼庆祝解放，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拉萨地区的叛乱平息后，我军兵分三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向山南地区叛乱武装分子发起进剿，迅速控制了喜马拉雅山以北、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广大地区。

　　西藏平息叛乱后，中央指示西藏军区驻各地部队解除各地藏军武装，接管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的政权。西藏军区还发布布告，撤销原拉萨郎子辖（市政府），成立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拉萨地区政治、军事、民政事宜。

　　在西藏叛匪头子的老家搞民主改革

　　叛乱平息后，中央适时地对西藏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中央指示中说，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6年不改革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央指示中还明确提出了“边平叛，边改革”和“军事打击，政治斗争，发动群众”的三结合的方针。在改革中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无偿分配给农奴。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多余生产资料实行赎买，而后无偿分配给农奴。

　　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拉萨大批党、政、军干部组成工作组和工作队，到拉萨、山南地区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1959年6月中旬，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达了山南地区乃东县的凯松溪卡庄园。这个庄园位于雅隆河谷，是达赖亲信、大农奴主、叛匪头子索康·旺钦格勒在山南的6个庄园之一。我们这个工作组共有6人，除我和一名解放军外，还有2男2女是刚从陕西咸阳西藏公学抽调来当翻译的藏族干部。

　　工作组一下到凯松村就实行“四同”，即与村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刚开始，农奴们对我们有顾虑，不敢说心里话。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我们工作组的人说话和气，与他们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平等对待他们。就逐渐和我们亲近起来。一个女奴隶指着我问翻译：阿家拉（藏语：姐姐的意思）为什么不在内地吃白面大米，要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吃糌粑，干苦力活儿翻译就借机向她宣传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干部，宣传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使命，解开了广大农奴心中的疑虑。我们白天与农奴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教育、启发他们挖穷根、吐苦水，团结起来一条心，跟着共产党翻身做主人。我们首先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方针政策，把被裹挟而参加叛乱的群众解脱出来，同时，对投降的叛匪头目和骨干分子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方针，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死硬分子。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凯松村的广大农奴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同反动农奴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用自己的血泪史控诉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控诉叛乱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彻底打掉了封建农奴主的威风，铲除了发生武装叛乱的群众基础。

　　为索康·旺钦格勒家喂马的老马夫，是个养了40多年马的朗生，他一生冬天睡在大马槽下，夏天睡在草窝里，满脸皱纹，目光呆滞，浑身上下布满脓疮，哪里是人的样子？我们工作组研究后，找来医生给他看病，还从庄园里给他分了一间房子，他高兴得眼里都放出了亮光。村里还有一个名叫其美措姆的老妈妈，我多次与她聊天，了解到她家4代都是索康家的朗生：她的母亲很小就给索康家当朗生，父亲是一个差巴户的朗生，也常年代替差巴户到索康家服劳役。后来，父亲冻死在冬天的雪野里，不多日子，她母亲也连饿带病死在马棚里。8岁的其美措姆接替母亲给索康家干活，捻毛线、放羊、除草、收割庄稼，什么活都得做。这样一个8岁的小女孩，清晨吃一点酥油，晚上喝一点糌粑糊糊，一干就是60年。现在，她的财产只有一件破衣服，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就当被子。她的女儿15岁时也是索康家的朗生。她的外甥女10岁了，由于成天吃不饱，又瘦又黑，我们看到她时还不会说话。农奴们述说的血泪史彻底剥掉了农奴主的伪装，他们第一次开始谈论自由，感受当家作主的新生活。

　　经过几天的宣传发动和酝酿讨论，400多个男女农奴围坐成一圈，把豌豆当选票，投在候选人的碗里，选出了由9个人组成的农民协会，协会主任是个叫尼玛次仁的年青人，他从9岁给索康家当农奴，已当了15年。另一个名叫乌金的农奴当副主任，还选举了一位叫基嘉的妇女担任副主任，她也是个朗生。农奴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时，国家对西藏上层的爱国人士实行赎买政策，将他们的土地等私有财产买下来再分配给贫苦农奴们。凡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的土地庄园则一律没收，分给农奴们。农协会和广大农奴们的民主改革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投入到土地分配的工作中去。由于农奴们都没有文化，所以他们使用了一种十分原始而又独特的计量方法。他们用羊粪蛋和树枝的长短来代替数字的计算，几天功夫就将农奴主的土地、房子、牛羊、衣物等私有财产分配完毕。农奴们穿上分到的新衣服，住上了新分的房子（不再住牛羊圈了），还有了自己的土地，个个兴高采烈，交口称赞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在我们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期间，新华社驻藏记者林田同志，及时地采访了凯松村民主改革的情况，被新华社和西藏日报刊登，凯松村的民主改革一下子出了名。上级认为我们改革点的工作搞得不错，对外国反华势力诬蔑西藏的平叛与改革是有力的回击，就组织了几个外国记者来凯松村参观采访民主改革情况。我接到通知，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我们翻译水平还不高，必须向县里求援，借个高水平翻译来。当时农村没有电话，只有亲自跑一趟。我借了一匹老实一点的马，连夜赶往乃东县城。谁知那匹马没有见过汽车，一见公路上有汽车就受惊，我只好跳下马来将马牵到离公路远一点的庄稼地里，等汽车过去后，再找一块大石头垫脚骑上马背继续赶路。当天从县里借到翻译后，我们又紧急动员群众突击修建厕所（当时西藏农村都没有厕所），打扫环境和个人卫生。外国记者来参观采访的那天，我让农奴们把分到的新衣服都穿上，山南地委也派人来协助接待。外国记者一进村，全村群众列队欢迎，跳踢踏舞，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欢庆翻身农奴得到解放。记者中有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也有西方国家的记者。他们看到什么都新鲜，拍了不少照片，对共产党能在短期内把一个奴隶制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感到佩服，对西藏的有些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感到新奇，尤其对打酥油茶感兴趣。

　　我在山南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有半年多的时间，1959年冬，工作组奉调回到拉萨。临走时，当地群众夹道欢送，没有哈达，村民们就把炒熟的青稞和豌豆送给我们，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和不舍之情。后来，我每次下乡路过此地，总要去看望当年的“四同”户及村民们。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常想起凯松村的乡亲们。前不久，有西藏的同志来北京，我们聊起了当年凯松村的民主改革，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凯松村已城镇化，成了旅游点。村民达到了800多人，大部分人家都盖起楼房，并购买了汽车和拖拉机，全村1600亩地能种两季粮食，人均占有粮食由过去不足50公斤达到现在的1200公斤。许多人家还搞起了多种经营，最多的有存款几十万元。这真是天壤之别啊！几天前我参观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也看到了凯松村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也深深体会到50年前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解散旧西藏政府，领导人民坚决平息了叛乱，实现民主改革是非常英明的。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以达赖为总代表的三大领主的统治，解放了百万农奴，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在祖国大家庭怀抱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主区域自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各族人民才有幸福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