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格桑上午11时赶到乡里开会，一开就开到了近晚饭时分。
“我推选阿旺群培当牦牛驮运管理员，他们村出牦牛最多。”“上山稳一点，登山队的物资可不能从牛背上掉下来。”“牛的价格还是有涨的空间……”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来自现琼村的格桑和几十名村干部围坐在乡政府院子里，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着。西南方向50公里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隐没在倏忽变幻的高原云层里。
这场“马拉松”会议，每年四月初都要在珠峰脚下海拔近4300米的扎西宗乡召开。在登山季和旅游季开始之前，乡里30个行政村要集体决定哪些村去游客大本营经营帐篷旅店，哪些村出牦牛为登山队运输物资，并要选出当年两项活动的管理员，还需讨论帐篷租金、垃圾收集等经营规则。
一场没有文件和发言稿的会议，却常常能从上午开到天黑。
“这算什么，2007年的会足足开了7天呢！”今年76岁的巴松村支部书记多吉回忆道。那一年，扎西宗乡第一次尝试对牦牛驮运和旅游帐篷进行统一规划。
两项依托于珠峰的生意，一直都是乡里收入的重要来源。
从位于中国一侧的北坡登顶珠峰，海拔6500米以下的物资运输一般都需要牦牛驮队完成。在扎西宗老人们口中，当地的牦牛背上驮着整个人类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历史。
53岁的热杂村村民坚赞记得，自己30多年前便常与父亲一道赶牦牛上山，为中国、日本和法国队运送过物资。虽然收入可观，但价格只能自行与各登山队商议，语言不通还容易和外国队闹误会。
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村民也开始把可供游客住宿的帐篷和移动商铺开到了登山大本营前。游客甚至可以直接步行走到登山者的专业营地。
“当时，帐篷越开越多，但只有少部分人能赚钱，而且不方便管理，还影响环境。”多吉回忆道。
而牦牛队的分散经营，也削弱了村民的议价能力。当地便下决心寻找一种更高效的组织方式，将牦牛和帐篷经营权在各村间进行划分。
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设计新的分配机制，这考验着珠峰脚下村民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智慧。
多吉是那场耗时7天的会议的亲历者。他记得，会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30个村相互的讨价还价上。
“我们村没什么草场，地理位置又在游客、徒步爱好者去珠峰的必经之路上，旅游生意好做，所以就放弃了参与牦牛运输。”多吉说，“但有的村就复杂多啦！”
经过讨论，会议平衡环境和经济发展需求，决定全乡每年最多只能开设58顶帐篷，4月出帐，10月收帐；牦牛数量根据登山活动的需求定为近900头。嘎热村可出119头牦牛，为全乡之最，但也不再参与帐篷经营。而有的村草场资源少，但人口较多，也被照顾性地分到了几头牦牛的运输权，占有2头牦牛和4顶帐篷名额的云加村便是一例。
这些复杂的分配计算，完全由基层干部和农牧民完成。公平原则贯彻其中。全乡一致同意，各村内帐篷经营权归属要经抽签决定，经营者必须上交一定数额的租金，用于给所有村民分红；“牦牛村”收入的分配则五花八门，但让收入尽可能惠及每个村民，是各村一致认同的宗旨。
西藏登山协会（以下简称“登协”）也充当起了沟通的桥梁，代表乡里同各登山队统一商定运输价格、所需牦牛数量等事宜；工钱也由登协统一结算。目前，扎西宗乡出一头牛每天可挣90元，赶牛工110元，另有600元服装费；无论实际路程几天，登协都按9天付钱（实际路程一般少于9天）；牦牛死亡，登协将按市场价赔付。
于是，一场由体育、旅游产业催生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此成了扎西宗乡的惯例。十几年间，各村间帐篷与牦牛的分工基本没有变化，牦牛驮运价格却涨过几次。这是乡里与登协协商的结果，但最初的涨价动议都产生于各村间每年一度的“马拉松”会议之中。风尘仆仆的农牧民从喜马拉雅山脉下四处赶来，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今年的会议现场，乡领导讲着话，就有远处的村民直接插话打断……
开完会，格桑有些饥肠辘辘，但仍急着赶回现琼村：“村里还要抽签、开展环保教育，很多事情要办。”
去年，全乡牦牛驮队收入约380万元，帐篷旅店收入1200万元。生意最好的帐篷半年内甚至可以净赚30万元。各村帐篷经营权抽签年年都报名踊跃。
不过，2017年被村里推选为牦牛工时，格桑还是很开心。牦牛工一般都是“村里有威望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全村的希望”。他家的牦牛也不再参与农耕，家里现在是拖拉机下地，牦牛上山。
进入四月，乡里的垃圾转运站也已开工，站里的职工开始在公路沿线捡拾垃圾。格桑说，他2006年曾开过帐篷，“那时候没什么‘保护环境’的概念。现在，村民们看到一根烟头、一片纸屑都要捡起来。”
珠峰最宜人的季节即将来临，在她脚下长大的人们也又要忙碌起来。
“感谢珠峰，她是我们心中的‘神山’，我们听着有关她的歌谣、喝着她的冰川水长大，现在她又给我们带来了实在的收益，我们更要好好保护她。”格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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