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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题材的选取一定不是刻意的，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一个作家写什么由他的生活经历、感情积累、思考问题的对象来决定。热爱什么，就一定会表达什么，作为写作主体，我完全是被动的。无论荒原小说，还是藏地小说，都有着生活和感情的烙印。“荒原”和“藏地”给了我童年、青年和中年，塑造了我的人格，让我成了一个有灵魂即有思想、有信仰的人。自然生发的写作让我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回报，回报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现在定居青岛，对青藏高原从思念到怀旧，从怀旧到乡愁的情绪，正是我写作的动力。所以我年年回去，年年都有新的收获。 2010年夏天带着《伏藏》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时，有记者问《藏獒三部曲》之后你又写了《伏藏》，下一部作品的名字是不是也带个“藏”字啊？我当时说你怎么知道？今年出版《西藏的战争》后，有朋友说这是你的“三藏书”了，下一部不会再有“藏”字了吧？我想以后的作品顺其自然吧，该有的时候一定会有。就已经完成的看，《藏獒三部曲》中我刻意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精神和道德精神。《伏藏》探讨的是信仰与世俗的融合，是僧侣之爱与凡人之爱的统一，是没有宗教羁绊的最高的爱和没有世俗约束的纯粹的爱。《西藏的战争》探讨的是两种信仰在终极意义上的殊途同归。真正的信仰都应该是只讲爱不讲恨、只有善没有罪的，是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体现。我在《藏獒三部曲》、《伏藏》和《西藏的战争》中努力建树的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 朱建军：《西藏的战争》不仅展现出雪域高原上一幅侵略与反侵略，渗透与反渗透的长卷，也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具象化，小说本身所涵盖的藏学、宗教学、历史学、战争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均以文学的形式流淌出来，其创作背后能量的储备与积蓄您是如何完成的？ 杨志军：积累加上思考，这是写作的两个翅膀。小说从广义上说都应该是百科全书。这就要求作家不仅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层次和精神高度。《西藏的战争》面对的是这样一场战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之后，又妄图侵占我国的西藏。1888年3月20日，英国点燃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火。西藏军民进行了坚决抵抗，最后以签订两个不平等条约而结束。十多年以后的1903年9月8日，英国人在已经占领的西藏境内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西藏军民奋起反抗，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1904年8月3日，英国侵略军占领拉萨，又于1904年9月22日撤离拉萨。面对西藏的两次抗英战争，我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信仰、人性的角度，全面、细致、艺术地反映战争的全过程和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谁能占领心灵，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或者说永远的征服决不追求占领，他只拥有他自己，就让你在向往中膜拜投地。战争中，爱情、人性、神灵、信仰将如何走向终极，走向死亡与再生、归一与大同。《西藏的战争》既是武器之战也是灵魂之战。在战争中升华人性，再把人性升华为信仰，这是我的努力。西藏是被战争洗礼过的信仰之巅。 朱建军：麦高丽将军、戈蓝上校、容鹤中尉三位打着上帝名义实为侵略者的人物，在角色的安排和人物性格特征的定位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志军：这三个人各有侧重，除了侵略者的身份，他们都是上帝的信徒。所以他们也是矛盾重重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既体现着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泯灭，又体现着信仰者应该具有的某些特点。麦高丽将军是物质主义者，以掠夺为能事；戈蓝上校和容鹤中尉都是魔鬼与天使的混合，前者魔鬼的成分多，后者天使的成分多。他们的性格在整个战争都有很大变化。他们发动了战争，战争也改变了他们。 朱建军：《西藏的战争》是您所创作的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其创作与其他题材小说有何不同？难在何处？贵在何处？ 杨志军：小说以讲故事为主，一定要好看才行。既好看又要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这就是难度。我的原则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是不能虚构的，战争的主要线索和进展也不能虚构。能虚构是普通人物的心理和对话。可是说历史学只反映英雄和帝王将相，小说则必须为下层百姓创造生活和艺术的天地。我下功夫最多的就是下层藏民的塑造，比如西甲喇嘛、欧珠甲本、果姆、桑竹等等。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想象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 朱建军：小说中您为何将引领十字军入侵的《吉凶善恶图》交由在西藏拜师求佛的印度人达思牧师，并由他以修炼为由带领侵略者入侵？ 杨志军：达思是个间谍，但他不是一般意义的情报刺探者。他信仰上帝，也信仰佛陀。在他身上体现了水与火的相遇。佛教是向善讲爱的，基督教也是向善讲爱的。两个都讲爱的信仰集团却因为英国人的侵略而你死我活地打起来，而不顾仇恨的燃烧不仅烧毁了对方，更烧毁了自己，不仅烧毁了生命，更烧毁了上帝和佛陀、烧毁了信仰本身，人类的精神出路又在哪里呢？历史上宗教和任何政治军事集团的表现一样充满了血腥和残酷，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另一种形式。历史和现实的战争、人类的多一半流血都与宗教有关。这样的历史让我震惊。所以《西藏的战争》首先是我内心世界的剧烈动荡，其次才是历史的重现和战争异乎寻常的进展。我在战争中升华了信念，在充满渴望的焦灼中祈祷着和平与宁静。我知道是宿命的力量让我有了对侵略和杀戮的极端愤慨，同时也让我沉溺在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与梦幻式的遐想中，并因此产生着巨大的包容和透骨的欣喜。 写完作品，再回望一百多年前的西藏战争，我们还能说西藏失败了吗？英国人占领了西藏，西藏人却占领了他们的心灵。占领西藏后七个星期他们就被迫放弃了，而占领心灵却似乎是永远的占领。几十年后当侵略者的后代把抢走的寺院佛像主动送还而口称遭到了报应时，我们看到了佛教思想的花朵在异国他乡的绽放。 朱建军：英国传教士的标杆人物莎格迅因麻风病易容后成为藏传佛教的虚空王，这个角色身上承载着您的什么创作意图？ 杨志军：达思牧师体现的是信仰的双重取向，虚空王则体现的是双重取向的理想目标。和所有的战争一样，西藏的战争中有主战派，也有主和派。不一样的是，西藏的主和派中许多人坚信：信仰能战胜一切，西藏需要对付的不是英国人的枪炮，而是英国人代表的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妥协又有远见卓识的一面。虽然他们被误解，但最后证明他们是对的。英国人最后放弃了西藏，还是因为信仰，西藏人的信仰太可怕了，占领者感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放弃对西藏的占领就是不想看到自身的信仰正在一点点迅速消失。 朱建军：您如何评价小说中的马翁牧师这个人物？ 杨志军：这个人物很复杂，他有对信仰的献身精神，始终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是善良而有爱心的，还救了西甲喇嘛的命，有意无意地帮助了西藏人。但他仍然是个失败者，因为他不明白世界是不同信仰的共同体，也不明白西藏信仰的强大的包容性。 对西藏来说，不是武器和权势维护了西藏对中原王朝的依附，而是信仰，是精神的联袂。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因为腐败无能，无法顾及西藏战事。但历史告诉我们，西藏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因为依附内地就是依附信仰，依附释迦牟尼。连接西藏的内地，大片的土地上，滋生着佛教。连皇帝都是佛教的信徒，连太后都号称“老佛爷”。而咄咄逼人的英国人传播的却是基督教，在西藏人眼里，上帝就是狰狞的魔鬼，万万不可接纳。当时，印度已经不是个佛教占优势的国度，西藏人把佛教在印度的衰退归结为英国人的占领，尽管这并不是事实。他们说，英国人占领了印度，佛教就从印度消失了，占领了西藏，西藏也会丧失佛教。内地和西藏因为共同沐浴着释迦牟尼之光而紧紧贴到了一起。这样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信仰在国家统一方面暗生着巨大的力量。 朱建军：小说中拉萨的十字架上高扬的经幡是两种文化两种信仰大同的象征，还是有其它什么寓意？ 杨志军：十字架和经幡是两种象征符号，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重要的不是西藏的战争，而是战争后的弥合。有个朋友说：“《西藏的战争》用信仰拓宽战争的涵义，用战争诠释信仰的目的。”这是最好的解读，也是我这部书的创作理由。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在《西藏的战争》的扉页上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梦想：让我的河床流淌出世界的期待和未来——西藏，冰川雪域，正是这种流淌的源泉。 《西藏的战争》是否能够承载人类丢弃对抗、走向融洽的理想？那么多生命一一离去，如同掉落地面的果实。英国人的枪炮响过之后，西藏还是原来的西藏，经幡坚顽地飘扬着，胜利原来属于宁静与默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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