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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前后，青海省玉树州遭遇雪灾。截至2月19日，全州5.8万人受灾，2.1万头牲畜死亡。 但受影响的远不止家畜。高原的野生动物，比如岩羊、白唇鹿等野生有蹄类也出现死亡。 很快，当地的牧民们自发背草料上山，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民间环保机构和慈善基金会继而跟进，筹资支持救助行动。当地政府直接调运草饲料，在野生动物集中的公路沿线设置投喂点。 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活到今天，经历过无数次雪灾，它们需要补饲吗？ 雪灾频仍的世界 “大雪灾是1985年10月17、18日，我记得清清楚楚。不管是野生动物还是家畜都整个灭亡了，剩下的很少。” 24年后，措池村的书记加义接受《人与生物圈》杂志的采访时，还对当年的雪灾记忆犹新。措池村位于长江上游通天河畔，青藏公路东侧，隶属于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 “1984年刚（草场和家畜）双承包，家畜数量包括马牛羊有7万多。加上野生动物大概能在10万多。那时候整个山上都有野生动物，最多的一群能有两三百，远远看，好像自己的牛羊群一样多。” 雪灾发生时，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恰好在措池村西边的五道梁。他刚完成四川卧龙大熊猫的研究，目光转向青藏高原。“气温低于温度计的最低刻度，藏羚羊在及膝深的雪里艰难前行……仅在沱沱河西部一条山沟里就发现了193具藏羚羊的尸体，死于营养不良。” 1986年11月，重返五道梁的夏勒发现藏羚羊公母比例持平，而前一年母藏羚羊比公的多2.5倍——大量母藏羚羊在雪灾中死去。雪灾对藏羚羊的影响持续到第二年：1986年冬季，只有十分之一的母兽产下小崽。 “雪灾之后，政府的救援队很快就来了，开始用飞机空投食物……之后来了推土机开雪。大部分牧户都组织起来搬到五道梁去……一直到来年三月底，才能看到一点点草，雪化开了些，大家开始出门找牛……山谷里整个都是尸体，除了牲畜，还有藏野驴。”加义回忆道。 气象学者的追溯与加义的记忆非常吻合。 “1985 年10 月17-19 日，青藏腹地连降3天大雪, 沱沱河站降水量超过65 毫米。积雪覆盖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仅曲麻莱一县就有90%以上的草场被深达0.5到 1米的积雪覆盖。全县77.2%的牲畜被冻死、饿死, 近6000人被不同程度地冻伤或患雪盲。” 从1961年起，青藏高原共建有62个气象站，包括沱沱河站。气象站网的记录，也揭示了五十多年来雪灾的时空特征。 从1961年至2011年，青藏高原共发生雪灾706站次，其中初春321站次，占45.5%，前冬255站次，为36.1%，后冬130站次，为18.4%；雪灾的分布不均，西藏多达352站次，青海217次站，川西137站次。在雪灾多发区域，轻、中、重度雪灾都频繁发生，主要是高原中部（包括曲麻莱和清水河）和东南部边缘。 历史学者在故纸堆中也发现了大量雪灾记录。 从1823年到1957年，西藏共有42次有明确时间和地点的雪灾记录。1828-1829年和1927-1928年各发生了一次跨年越冬的大雪灾，时隔百年。1828年雪灾造成大量家畜死亡、牧民逃亡，促使西藏于1830年清点土地和牲畜，制定《铁虎清册》。后者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征收差赋的圭臬，直至1958年民主改革。 自从青藏高原隆起，海拔和大气环流决定了青藏高原是“雪灾”频发的地区。 雪灾，是高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里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大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包括藏野驴、藏原羚、藏羚羊、野牦牛、白唇鹿、盘羊和岩羊。换言之，它们是雪灾频仍的高原数百万年演化历史的产物。 喂还是不喂 补饲或投喂食物，几乎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膝跳反应”。 补饲作为一种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常用于两种情况：濒危物种恢复，狩猎或旅游。新疆卡拉麦里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冬季还回到围栏内，由保护区投喂饲草。在俄罗斯远东森林的猎场，补饲是常规手段，维持大批有蹄类，以提高狩猎体验。 每当发生自然灾害，往往出现给野生动物补饲的呼吁和行动。竹子开花，给熊猫买竹子；北山羊发生疫情，给雪豹投喂绵羊；雪灾当前，给岩羊买草料。然而，这些补饲行动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文化因素，罕见种群恢复角度的研究和评估。 比如本次玉树雪灾中，牧民和政府补饲的野生动物，大多是岩羊和白唇鹿等集群活动的、性情相对温顺的有蹄类动物。降雪将这些动物驱赶到海拔较低的区域，一些倒毙在路边或沟谷——有可能是老弱病残的个体。 这些死亡事件威胁到种群或物种的生存吗？补饲能缓解这种威胁吗？还有其它更有效的对策吗？过去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吗？ 2008年10月，西藏山南地区遭遇“罕见大暴雪天气”，积雪厚度66.6厘米，局部积雪1.5米以上，“造成大面积的人员、牲畜和野生动物伤亡”。2009年1月，工作组开展了12天的调查，共发现6种兽类的311具尸体，包括藏原羚、藏野驴、盘羊、岩羊、藏狐和兔狲。工作组还发现岩羊和藏野驴的“雌雄比例明显下滑（雌性个体数量明显减少）”，但“未对区域整体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 美国威斯康辛州常有鹿科动物死于严冬。州自然资源管理局面临“公众对营养不良的野生动物个体的关心，和不计成本和最终成效提供帮助的愿望”。 为此，该局发布的补饲注意事项称：“冬季野鹿的存活主要取决于夏季的脂肪储存。偶尔的严冬导致的死亡是正常的，不论冬季栖息地质量好坏与否都会发生。防止严冬期间大量死亡的最佳措施是保证夏季栖息地的高质量。“ 威斯康辛州自然资源管理局进一步指出：“直接补饲通常收效甚微，操作不当还会带来伤害。“ 威斯康辛州的经验表明，“补饲实际上对野生种群的帮助甚微，因为大部分（70%）的个体可能不会接近补饲点……补饲还可能吸引大量野生食草动物聚集，从而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同时可能导致压力下的应激反应，导致抢食受伤。聚群的食草动物还可能吸引捕食者和家养狗，追逐捕猎本就虚弱的食草动物。” 给野生动物补饲，要么正确操作，要么不要做。 不公平的竞争 那么，面对雪灾中的野生动物，我们就能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了吗？ 在一个快速变动和人类改变自然的力量快速崛起的世界里，人类该让自然灾害中的野生动物自己去应对自然选择的压力，还是该采取弥补措施，似乎都没有简单的答案。 这次玉树雪灾，北京大学教授吕植提到支持野生动物补饲的一个重要理由：“藏区的老百姓一直有救助野生动物的传统，出于悲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这种源于文化发自内心的利他观念和行为，正在受到冲击，而这样的观念和行为正是这个世界弥足珍贵的，也是新的生态文明的境界。” 当心怀慈悲的牧民和僧人顶风冒雪把饲草背给野生动物，观者动容，我亦如是。藏族传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已得到诸多研究的支持。当地民众自发救助野生动物，是一种可敬的德行。但如果将补饲作为一种保护措施，调动社会资源和行政力量执行，有必要全面考虑补饲的利弊和成效，以及其它选项。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的有蹄类分布范围发生过较大幅度的萎缩。藏羚羊、野牦牛一度广泛分布于整个青藏高原，如今主要生活在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及其周边区域。牲畜放牧的扩张是造成该局面的主要原因。比如，加义上世纪60年代搬到措池村时，那里还是无人区。 技术进步和基建改善大幅度提高了人类的赈灾能力，有助于减少雪灾中的牲畜损失。即使对野生动物进行补饲，对藏羚羊、岩羊等野生有蹄类来说，这终究是场不公平的竞争。家畜将生态位相近的野生有蹄类排挤走，进而造成区域灭绝——这在青藏高原发生过，而且还在发生。 野生动物有自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方法，但人类的扩张正在极大降低这种能力，且家畜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在不断提升，在与野生动物的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确保野生动物有充足的生活空间，方能应对未来必然频繁发生的雪灾。 1985年雪灾之后，牧民和政府并未组织野生动物补饲。此后34年间，这里的藏羚羊遭受过盗猎、青藏铁路的干扰，以及网围栏的阻隔，也受到牧民和保护区的保护。如今，藏羚羊依然往返措池村北部的交配场和可可西里腹地的产羔地之间。跟34年前相比，数量肯定是增加了。 （本文首发于质兰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经作者更改。）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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