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4月10日 星期二


为五十年藏族乡村变迁作传

2018-04-10 10:56:14   来源:劳动报   作者:瞿依贤

继《尘埃落定》之后,他的又一部长篇巨著《机村史诗》(六部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嘉宾、评论家叶开的主持下,阿来与青年作家张怡微对谈,进行了一场题为“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的文学对谈,从今年刚刚推出的《机村史诗》谈起,分享了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以及边地乡村和少数族群书写的思考。

  “我觉得文学第一(重要的)是语言,第二还是语言,第一百零一还是语言。”阿来在近期的一次思南读书会上说。

  继《尘埃落定》之后,他的又一部长篇巨著《机村史诗》(六部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嘉宾、评论家叶开的主持下,阿来与青年作家张怡微对谈,进行了一场题为“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的文学对谈,从今年刚刚推出的《机村史诗》谈起,分享了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以及边地乡村和少数族群书写的思考。

  藏族背景和汉语写作

  叶开记得阿来一部短篇小说《阿古顿巴》中有一句“阿古顿巴坐在自己的脑袋下”,他说这句话的文学表达太好,坦言自己写不出来。

  有着藏族背景,用汉语写作,阿来说最大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阿来从上小学才开始学汉语,第一年是从会话学起的。学会了汉语,阿来又发现文学作品当中描述的生活跟自身没有关系,“里面充满着大量的语言提供的经验,跟我生存的世界没有关系”。问题随之产生,如何用新掌握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生活?阿来说,原来他也没有想过要走文学这条路,也不知道有一门职业叫作家,但是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问题:我在使用一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当中并没有包含我们的生活经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经验在新的语言当中应该如何表达。

  “语言问题在我写作过程当中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最重视的问题,甚至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我觉得文学第一是语言,第二还是语言,第一百零一还是语言。”阿来说,如果没有解决好语言问题,所有问题都是白搭;语言问题解决好了,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

  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汉语的演变,“从先秦到白话文,你发现它的丰富、补充,其实就是不断把异质的文化纳入到这个语言系统当中表达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最终变成这么丰富、这么伟大的一种语言”。

  生活在上海的张怡微也使用汉语写作,她说“汉语就是被阿来老师说的过度使用的语言,把它当钞票一样在使用”。

  对于阿来关于语言的表达,叶开表示赞同。经常收到读者来稿称“本书的精彩之处从35页开始”的他,直言这类稿件的语言不能从一开始就吸引他。他也认为,一个作家的语言所生发出来的感受能让人有会心的感觉,从编辑的角度,他希望所有的作家都把语言放在首要位置:“我们不是说写作本身对历史、对哲学的问题不关注,而是文学作品,尤其小说作品有自己独特的展开方式。这些展开方式甚至是某一个细节,它会一下子深深地烙在你身上。”“文学语言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美,语言在完成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有趣。”阿来补充说,只要有趣就可以进入文学,比如一段很小的生活场景。

  阿来的父亲曾经在他们村子里的第一个发电站负责发电,阿来对那个小站很熟。离阿来家两三公里地的电站刚刚建成,安上灯,阿来和朋友们排排站在电站门口问他父亲,电灯什么时候会亮?父亲说把开关推上去的时候电跟着电线跑,电灯就会亮。十几个11、12岁的小孩蹲在门口准备跑,和电一起跑回家,等着灯亮起来。“步子还没迈开,一下子村子就亮了起来,”阿来说“这种东西它有趣。”相比起写大的题材,阿来认为他写的小的、有趣的题材更好玩。

  阿来说,现在人们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已经把它当成特别不好玩的东西在讨论,“我们没有从语言着手,很少从文体本身着手。我们一来就寻找意义,哪里有那么多意义,而且意义也是随着人物,随着语言来展开”。

  “机村史诗”与文学人物

  《机村史诗》虽然以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近半个世纪之间的藏族乡村地区作为其恢宏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但正如阿来所说,他将笔墨尽力凝聚在描写这片高原上乡村里的细微人物与事件,以小见大,着力呈现的是普通乡人的生活、情感和历史,并以之拼合、构建出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距《空山》初版已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再版会以“机村史诗”的名字,以及“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阿来在为本书最新出版而特别撰写的后记里讲到,机村的“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根”,诚如阿来所言,乡村就是他的根,乡村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根。

  通过对具体而微的乡村人事变化的呈现,包括人心的异动、信仰的消弭、村庄的散落、森林的消失等等,阿来想要为之作传的,当然不仅仅是这座历经半世纪社会变革涤荡的“机村”本身的历史。他想描绘的,也不仅仅是“机村”所象征的藏族乡村在历史大潮冲击下失落的文化风情画,或只是想歌唱一曲旧时乡村的挽歌。他想要刻画的,是处在社会变革带来的痛苦和希望交替冲击之下的乡人;他想要记录的,是被裹挟在全球性的城市化浪潮中反复遭遇断裂和重组的最为广大的藏族甚至中国乡村。

  《机村史诗》虽然以“史诗”命名,但它跟历史并非严格对位。但是叶开说,他还是觉得《机村史诗》有一个潜意识的叙述模式,“不管怎么说,整个大历史还是会淹没你,你没有办法逃脱一个洪流的掩盖,恰恰《机村史诗》在这里面突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露出的悬崖、开出的花朵,当地的人与生命顽强地用自己的存在不断地点出历史洪流的那些隐迹”。历史对位与文学人物的对立,阿来是如何应对的?他用自己当中学语文老师的经历进行了说明。在中学教语文,教育部有教学大纲,规定课时、授课重点,时代背景即是授课重点中的重点。“哪怕一篇小文章,‘春天来了什么什么’,描写个春天也加个时代背景,任何一个东西都跟历史有关。当然,谁能逃脱历史?”

  阿来说:“是不是所有作品只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有一定的体积的时候,它自然就要映照到历史?”他没有花很多篇幅把书里内容涉及的当时的政策都写出来,“我觉得小说文体会显得很笨拙”。再有,他认为《机村史诗》有特定的读者,这些读者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

  在《空山》里刻画了乡村破碎的痛楚多年之后,阿来在审视过去时也终于看清了那些艰难和痛楚的意义,一幅乡村重构的蓝图隐隐浮现于胸中:“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融合作者时隔多年后的全新思考,《机村史诗》由此确立,并将每一片“花瓣”单独成书,成为一个彼此独立又有机相连的、完整的“六部曲”,让这部著作以更加本原、精准、形象的形态呈现给读者。

  阿来曾说,多年来,他一直想为一个古老的藏族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这就有了这部藏族村落的当代史。回顾这部巨著的诞生过程,可以看到半世纪的时间跨度和“机村”所代表的辽阔的藏族乡村地域,这一博大而庞杂的题材让阿来踌躇、酝酿多年,在出版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多年后,才将这部包含了6个主要故事、12篇特写故事和近30个主要人物、篇幅逾90万字的《机村史诗》呈现给读者。

  跟《尘埃落定》不同,整个六部曲不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各自独立成篇,但在地域、人物、情节上互有映照和衔连。若将六部曲连起来动态地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会不断发生变化,就好像自行播放的一部历史电影胶片,“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通过为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物画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

  乡村叙事与现实主义

  “中国的乡村在中国偏远一些的地带,”阿来说,“他们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不是他们主动的、觉悟的,都是自上而下的”。到今天为止,大部分偏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包括现在的扶贫攻艰都是政府主导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超出乡人理解的事情。

  精准扶贫需要高度组织化,跟过去的组织不一样,这个组织化完全是按商业原则的组织化,代表一种现代理念。拿小说里面说到的砍树来说,过去村子里的东西都归哪一家,以前这片草原是我们家放羊的,那片森林你们家可以生产木炭,可以自己决定,当时人口少,需求少,破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乱砍乱伐是不允许的,这件事情在村人看来难以理解。阿来说扶贫攻坚的难也难在这里。

  叶开归纳,《机村史诗》是阿来创造出的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创造出一个世界,今后住到这个世界里去不断地展开、扩展边界。阿来回应:“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我坚决反对把现实主义等同于照相式的来对应现实,这个是我坚决反对的。”

  “小说为什么能够存在?文学为什么能够存在?肯定有它另外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在基于那些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构建一个能够超越、甚至是不同于现实的一个世界。”阿来说道。

  生长在都市的张怡微承认自己不了解乡村,“我对乡村最直接的意识就是民宿、小卖部之类的”。在阿来的笔下,“凭着气味就能找到医院”,张怡微说这些不是城市化的东西,是一种最本能的生活状态,“那个就是他们的现实主义,那不是我们的现实主义”。

  《尘埃落定》写了贯穿始终、站在舞台中央的一个家族,但现在啊,乡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中心,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商业浪潮,把乡村的中心迅速淘汰,新中心又不是自发产生的,是时势造成的。所以在乡村中心位置的人都是随时变化的,谁在中心阿来就写谁,所以这部书分6卷。

  “其实《机村史诗》破碎的结构刚好和现代农村的破碎对应,你要写一个完整的家族式的小说,尤其当你写一个村子,你始终写这个村庄变迁,就必须把它置于中心位置,但没有人会永远处在这里,所以只好谁在中心我就写谁,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特征我就写谁,不然你就滞后。”阿来说,小说破碎的结构对应了乡村破碎的现实。

  叶开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结构是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关系,但《机村史诗》呈现的是一个强烈的开放结构,不是封闭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对于乡村的形态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阿来说乡村的发展是必然的,乡村破碎以后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并非只在中国出现,而是全球性问题。“没有达成行动自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一种非常现代性的方式,非常强烈的方式来自上而下地推进这样过程,”阿来说,“好在经过这么几十年,至少是近十几年以来,城市化进程所已经变成真正的现实。”

  对于乡村的重建,阿来认为重建只是物质形态层面的,建新房、装自来水、建卫生所,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他觉得应该用乡村重构这个概念,因为重构除了物质形态的建设,还包括精神和情感的建设。

  阿来非常反感时下的“春节返乡叙述”,他表示将来少部分留在乡村的人肯定会用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农村。“我们要看看乡下,我们要冷静,”除了政府和农民自身,社会也应该注意,“与其说回不去的乡村,不如我们真正为乡村贡献一点我们能够贡献的力量。”比如帮农民盖能够尽量利用本地材料,同时最大限度节能的房子;在技术上帮助农民提高产量,而且尽量减少使用污染土地的化肥和农药;把不太适合农民阅读的书带走,让我们在社会上募集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东西……

  正如阿来所言,乡村的组织方式变化了,道德伦理也会发生变化,将来的乡村更多是用现代方法组织起来的,有新的规范和秩序,所以重建乡村才刚刚开始,搞基础设施、装自来水、科学建房都是其中应有之意。“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重建的乡村社会一定跟原来不一样。”

  阿来:藏族作家,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和社长,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以及中篇小说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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