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2月01日 星期四


朱维群谈民族宗教问题:争论事涉原则 我不会背过身去

2018-02-01 08:34:2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天

朱维群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此前他曾是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宗教工作以及涉藏涉疆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他以观点鲜明、作风强硬、言辞犀利为人所熟知。这个特点也使得他成为该领域内少有的颇具争议的官员。

  朱维群:我不逃避问题

  “当有关争论事涉原则的时候,我不会背过身去。”

\

  朱维群。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朱维群70岁了,这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

  他早已告别每个工作日按半小时为基数分配时间的日子。闲暇的时候,他喜欢穿着宽松的便装,带着小外孙去北京远郊农村爬山、射箭、打山果。

  但一涉及他所熟悉的民族宗教问题,这股悠游山林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朱维群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此前他曾是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宗教工作以及涉藏涉疆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在统战部任职十余年,参与了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的处理,其间最广为人知的是奉中央命同达赖私人代表接触商谈。

  他以观点鲜明、作风强硬、言辞犀利为人所熟知。这个特点也使得他成为该领域内少有的颇具争议的官员。

  “要把想法抓紧说出来”

  2016年,朱维群把过去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讲话、访谈收集起来,取其中较为重要和完整的,集结发表成《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一书。

  这其中,就收集了他第一篇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2月的《学习时报》,题为《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他在文章中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有关民族交融、融合的问题,很长时间内被一些人视为“禁区”。一派学者认为,应尊重民族差异,但提倡民族融合;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可以谈交往、交流,而交融不能接受。

  当时,朱维群任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宗教、涉疆涉藏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此文一出,他和持相类似观点的学者立刻遭到激烈反对。一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朱维群的观点持否定意见的,主要是认为他的观点会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但也有一些学者支持朱维群的论点,认为他的观点只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并不会损害少数民族利益。

  有学者表示,朱维群的观点引起如此强烈反应,与他的职务有关。在大方向上,他认同朱维群的观点,“如果从是非角度讲,朱部长没有任何不对。当然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会用更能让大家接受的方式吧。”

  朱维群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了这场讨论:“我发表这些观点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分管民族工作后查阅了大量有关民族问题的教材、文章,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与鉴别。我的观点也汲取了若干学者类似的观点,同许多地方统战部的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从民族工作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要否定它,只能以理论施行于实践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为依据。”

  新视角、新观点难免对现有理论形成某种冲击,使得一些学者“觉得我冒犯了他们”。而朱维群也并不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他人。

  朱维群参与的另一场大讨论,是有关党员可否信教、宗教徒可否入党的问题。

  2011年12月,朱维群在《求是》杂志发表《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一文,回应一些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宗教打开大门的主张。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党的一贯原则。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信教的党员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的现象,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

  此后,朱维群又数次撰写文章表达了他的观点。

  一名曾与他共事的统战部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朱维群很少在舆论场公开亮相,他的观点一般都是通过政策讨论、文件起草表达。

  朱维群也承认,之所以在2012年前后发表这些文章,是因为由于年龄原因不久将离开统战部的岗位,所以,“要把想法抓紧说出来”。

  不少老同事、老朋友劝他,这样说话容易得罪人。但他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民族宗教工作走向的重要问题。有些话,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他也不说,那么我们对现实问题规律性的认识就无从深化,工作就无从获得明晰的、符合实际的导向,就可能离今天的实际和国家根本利益越来越远。”

  不过,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并不高,“现实针对性强,学理基础不足”。因此他尊重学者,包括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学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学问很好。”

  但他无法接受官员在舆论场中只能低调的看法,反而认为一些公共话题,官员、学者和普通群众都应平等参与。

  “领导干部参加讨论要注意防止以势压人,学者也要注意不能靠学术地位垄断发言权。有的问题,对党的事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政策边界也很明确,却偏偏有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说一些不着边际、跟原则相背离的话,还要强加于人。我当然可以假装没听到。但我觉得,如果任由这个风气蔓延,对实际工作不好。所以,当有关争论涉及原则的时候,我不会背过身去。”

上一篇:夏伯渝:等待下一次出发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