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一个西藏 “缅甸村”边民回家的故事

2017-11-13 10:39:02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周建新 杨猛

在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缅甸村”。村民被当地人称为“缅民”或“回归户”,藏语里叫做“囊塔归巴”。他们是早年离乡逃往缅甸生活,又几经周折重返故里的人。

  原标题:从离散到回归:一个西藏 “缅甸村”边民回家的故事 
 
  人类学的研究者常常以细致的笔触,微观的视角来呈现一个区域的变迁,一个社会的形态,一段历史的境遇。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几位人类学家分别讲述了边疆地区的几个普通人、普通家庭的故事,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边疆底层社会的个人生命史。故事中,人们的认同、情感、价值、选择、行动乃至命运,都与边疆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与时代的走向关联在一起。
 
  在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缅甸村”。村民被当地人称为“缅民”或“回归户”,藏语里叫做“囊塔归巴”。他们是早年离乡逃往缅甸生活,又几经周折重返故里的人。
 
  一、 72年前,逃离西藏
 
  “缅甸村”的正式名称叫西托拉卡,原本是一片山林。1986年,80岁的藏族老人伍金扎西带着全家26口人从缅甸回到故乡察隅,在此安家,一家人开始形成一个小村子。而在此41年前,穷苦农奴伍金扎西只身一人逃离了西藏。
 
  洛松口述:
 
  (洛松,伍金扎西的大儿子,1952年出生于缅甸,是西托拉卡村的最长者。文中口述根据2017年1月7日的访谈整理。)
 
  我爸爸叫伍金扎西,就是察隅的巴嘎村人。他去年死了,110岁。他是家里老大,1906年出生的,就在这里的巴嘎村出生的。他是穷人,在这边太苦了,还有弟弟妹妹要养,兄弟四个,妹妹一个。实在没办法,就跑到缅甸那边去了。1945年,他去的时候39岁,一个人。他是穷人,没钱找老婆。
 
  我爸爸有多困难呢?以前的话,没有裤子穿。穿的是皮子,牛皮那种,羊皮那种,没有多少布。没有鞋穿,都是光着脚走。你有10个东西,5个东西要给他们(旧藏政府)。比如你打到5个麝香,他们来了,吃完喝完,他们还要拿走3个。自己的土地,自己打的哦。还要给他们(旧藏政府)背东西,远的要背到印度那边去,一分钱都不给哦,不背就要打你。
 
  实在没办法。他穿一件牛皮,带了点糌粑和茶叶,走了3天,到的缅甸。我爸爸后来告诉我的,晚上住山洞,天亮了就走路。到的时候(缅甸)那边有亲戚,有一个是他舅舅。到住的地方,(察隅)古拉的人也有、(察隅)日东的人也有、(察隅)下察隅的人也有。
 
  我妈妈叫汪次祖,格达村人,她和我爸爸原先认识。我1952年出生的。应该是1950年,解放军什么时候到来(察隅)的嘛,她到的缅甸。她丈夫刚到那边就淹死了,她就跟我爸爸结婚了。她过来说中国那边要打仗了,会杀人,害怕了,就到缅甸那边来了。
 
  丁曾口述:
 
  (丁曾,伍金扎西的第四个儿子,1961年出生于缅甸。文中口述根据2017年1月11日的访谈整理。)
 
  那时候说中国政府不好,不是哦,是(旧)西藏政府不好。百万农奴实在受不了那种日子嘛,跑到那边去的。那时候农奴生活本来就那么累那么苦嘛,那时候农奴需要交很多很多税,实在交不起。家里面小孩多,自己要跑来跑去顾不了家里,家里没法吃,太辛苦,太累,我爸爸就跑到那边去了。
 
  洛松和丁曾的讲述让我们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藏边境地区的边民离散是较普遍的现象。跟据2003年林芝地委、行署牵头成立的察隅县“缅民”情况调查组的报告,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察隅县竹瓦根镇日东、格达、吉公、巴嘎等一带的居民,有一部分人迁往缅甸密支那地区罗孟当县德西都辖属的桑当、西朱当缅甸村。
 
  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伍金扎西就是较早离散到缅甸西朱当村的边民之一。1945年,他从察隅出发,用了3天走到缅甸北部山区的西朱当村,在当地定居并结婚生子。
 
  逃到缅甸去!是什么原因让伍金扎西做出这个选择?
 
  在1951年察隅解放前,察隅地区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广大农奴受到“三大领主”的压迫,没有人身自由,背负繁重的赋役。据统计,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制定和征收的差税达200多种。农奴户为噶厦和庄园主支应的差役往往要达到家庭劳动量的50%以上,甚至高达70%—80%。庄园农奴在生活中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费税,不同庄园的农奴之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小孩一出生就要缴纳“出生税”并列入领主的农奴名册,失去劳动能力被迫流落谋生者也要缴纳“人役税”,等等。对这些差役、赋税和敲剥的任何抗拒言行,都被视为犯罪而受到惩治。为了缴纳这些费税,维持勉强糊口的生计,农奴不得不进行借贷,而高利贷则成为进一步强化农奴人身依附关系的锁链。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这种还不清的高利贷,也就意味着农奴及其后代人身自由的丧失。如一位法国汉学家的研究所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在当时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像伍金扎西一样的穷苦农奴边民没有实力与旧藏政府对抗,离散成为他们寻求出路的无奈选择。
 
  还有一部分人是在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察隅前后逃到了缅甸。在察隅和平解放初期,叛乱分子活动猖獗,再加上印军的挑唆和离间,新生的政权面临严峻形势。
 
  洛松口述:
 
  我爸爸先到,后面曾曾(伍金扎西的弟弟)也跑过去了。察隅一解放,曾曾就回来了。后来爸爸住的地方,古拉的人也有、日东的人也有、下察隅的人也有。是解放之后过去的,别人说解放军的坏话,骗他们的。不是缅甸那边的人骗,是这边的人骗他们。那时候不是说要打仗解放吗。村里人都说要打仗了打仗了,就说共产党解放军要打来了,到时候都跑不了,害怕了,解放还没有到来,他们就跑到缅甸那边了。
 
  丁曾口述:
 
  我妈妈是日东那边牧区的牧民,格达村的。那时候慢慢慢慢解放西藏嘛,是因为听说谣言嘛,说什么解放军过来会把小孩子什么什么的,很残忍,有这样的谣言。跑的那些人嘛,不知道嘛,又被吓唬嘛,吓跑了,就跑到缅甸去了。
 
  我们从察隅县档案馆查到了一些档案。印军政治上一贯采取欺骗宣传:
 
  “共产党到处侵占印度领土,你们(藏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来了后把老年人全部丢在河里,年轻的给汉人当娃子。不要盼望中国帮你们了,中国连自己的都管不过来,你们可以不劳动只给我们背运的钱就吃不光了”“西藏山大,哪会修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还有东西给你们”。
 
  洛松的母亲汪次祖就是听到印军的欺骗宣传后,离开了察隅到缅甸去。
 
  由于察隅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的高山峡谷地区,正好处在詹姆士·斯科特所说的“Zomia”地区的边缘地带。“这个巨大的区域位于9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却不在任何一个中心上”,恰好“给逃避国家的人提供了庇护所”。所以只要边民越过中缅边境的几个山口,进入“Zomia”地区就有机会躲避旧藏政府的统治。
 
  而当时中缅边境模糊不清的边界线以及几乎不存在的边防管理,给边民提供了便利。只要翻过横亘在中缅边境的几座大山,边民就能从察隅逃到缅甸。那时,有个消息在边民中流传,在缅甸的深山里有个地方叫“囊塔贵”,那里“没人管你”,“什么都是你的”。几山之隔的“囊塔贵”成了一些边民的向往之地。伍金扎西和他的妻子汪次祖先后离乡去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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