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迈入新时代

2017-12-18 14:00: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勇

 

 

　　与会藏语文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安才旦提出，八思巴字和藏文篆字的藏文名称，既有交织也有区别。现有实物证据足以表明，藏文篆体脱胎于八思巴字，而不是相反。八思巴字的字母和符号进入藏文篆体的过渡期，始于元代，完成于清代。藏文篆书与八思巴字虽有源流关系，但从时空范围、应用范围、字符系统、连缀添加规则及应用人群等多角度比较，二者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他综合现有印鉴资料，提出了可资参考的鉴别标准。安才旦最后强调，正确辨读藏文篆印史料，是一项具有学术价值的工作，有助于研判一方印鉴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考古价值、文物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关注到历史上天山以北卫拉特人和西藏的关系问题。他通过清朝满文军机处档案，探讨噶尔丹策凌致力于重开西藏和准噶尔交通的努力。

 

　　浙江大学佛教艺术中心谢继胜教授对藏西托林寺佛塔出土释迦三尊唐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熊文彬教授提出，西藏阿里壁画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艺术、历史和宗教价值，但其创作年代一直是学术难题。他从札达县日巴村译师殿的壁画题记入手，结合文献，首次对供养人题记进行研究，考证出其中两位主要人物为古格国王释迦沃和洛桑饶丹，并提出该殿壁画绘制于1476—1481年间。同时，对古格故城坛城殿壁画相同供养人物题记进行了讨论，首次指出其中的世俗人物也是古格王洛桑饶丹，并依次推断出该殿壁画创作于1460—1470年间。他还对托林寺杜康殿具有相同名字的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讨论，并对这三座佛殿壁画的创作年代进行了梳理，从而为阿里地区现存大批同一风格壁画的断代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他根据题记纠正了部分文献对于古格王朝部分王统记载的混乱。

 

　　陕西师范大学敦煌研究中心沙武田教授长期关注敦煌西夏石窟。在多年观察、思考的基础上，他从洞窟营建历史的角度，联系敦煌所处的时代环境，从石窟供养功德观念出发，对佛教石窟研究中的供养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因为西夏统治时期沙州人口的下降、经济的限制，加上莫高窟整体管理的松散，这一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与之前历史时期出现颇不相同的局面。大规模井然有序的洞窟开创活动不再有，以重修、重绘为主要功德形式的洞窟画壁成为时代主流。而在这一时代新格局中，功德主放弃在窟中画像留名的权利，供养人画像的整体性缺席现象，虽然为我们今天解读西夏时期的莫高窟制造了一定的障碍，但也带来全新的思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瓜沙地区在面对全新的藏传图像时出现的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认同和心理的选择，成为敦煌石窟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西北民族大学藏族学者英加布论述了藏传佛教山神通用煨桑颂文文本的形成与传承，以及藏地“世界公桑”——诸神烟祭仪式，并探讨了五世达赖喇嘛在重构藏、蒙、汉、喜马拉雅南麓与西缘藏传佛教山神体系和佛教化中的重要作用。

 

 

　　巴扎洛夫教授对俄罗斯布里亚特的西藏木刻印刷进行了介绍。他认为，西藏木刻印刷在布里亚特始于19世纪早期，并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较为活跃。巴扎洛夫教授十分关注Aginsk寺院丰富的木刻遗产，从中发现了大量珍贵书目信息，将其编目成《Aginsk寺木刻藏品清单》，并对其中重要的文献进行了精到诠释。

　　马萨扎夫·甘图雅教授对蒙古国哲学传统中的“般若”进行了研究，提出在蒙古国的哲学传统中，“般若”思想自古就颇受推崇。她首先介绍了佛经（包括般若类大乘佛经）译介到蒙古国的历史，对比了纳塘版藏文 《甘珠尔》和蒙古文《甘珠尔》的结构和经卷区别，指明了蒙古文《甘珠尔》不同于纳塘版藏文《甘珠尔》。具体说明北京版蒙古文《甘珠尔》的第26卷至第47卷为般若类经文（大、中、小的顺序）和蒙古文金字《甘珠尔》中般若类经的收录情况。此外，还说明了蒙古文《丹珠尔》（第89—104卷）中收入了般若经的注释。之后，马萨扎夫·甘图雅教授概要地介绍了格鲁派“般若”教学传统和蒙古国著名的佛学家、高僧对般若类经文的评注和研究。蒙古人不仅读写和翻译佛经，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注释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岩田启介介绍了青海和硕特对安多藏人的统治结构和清朝对安多的政策。1644年清朝取代明王朝后，卫拉特部落之一的青海和硕特与安多和康区周边的清朝接壤。1656年，清廷派官员前往安多，就清朝与青海交界地区的安多藏人统治问题与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进行谈判，决定明朝时期向蒙古人缴税的安多藏人即使现在居住在清朝境内，也依旧归属青海和硕特部落。在此谈判基础上，青海和硕特向藏族首领征收赋税。18世纪初，这件事引起青海和硕特汗国以及清廷的注意。事实上，拉藏汗和青海和硕特各部之间的冲突一直是税收问题，而不是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因此，清廷介入处理和硕特各部与藏人之间的关系便尤为重要，但最终清廷没有这样做。岩田启介认为，直到1725年清朝开始统治安多地区之前，青海和硕特与清廷1656年的谈判结果构成边境地区判断安多藏人地位的基本原则。

 

　　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青年学者张凌晖从十六尊者与二位侍从入手，梳理了藏密事续部修习仪轨中的汉传佛教渊源。他提出，达摩多罗图像可追溯至8世纪时流行于贺兰山地区密教化的宝胜如来信仰，而名称则暗示着与四川保唐禅的联系。同时，和尚这一图像身份则受到西夏弥勒信仰的启发。当图像意义与形式为新的图像身份所吸收和接纳时，旧的宗教文化内涵逐渐被稀释，而新的仪轨设定则催生出新的意义。他认为，藏传仪轨的空间范式所依为汉文佛典中诸大弟子于佛前取筹分散诸洲住世护法的叙述，以化身佛释迦牟尼为核心的世界观不同于较高次第的密事续部所展现的复杂多元的宇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