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讲好藏文化故事

——“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综述

2017-11-24 14:39:39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王珍

 

　　11月19日、20日，为期两天的“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来自视觉人类学、藏学领域的专家和博物馆、高校等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就当代藏学与藏文化研究背景下，如何以影视人类学的拍摄手段为载体，讲好藏文化故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自人类发明照相机和摄像机以来，文化底蕴深厚的藏族文化一直是影视拍摄、创作的重要对象。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朱靖江的研究，早在1924年，英国电影导演约翰·诺尔就摄制了纪录电影《珠峰史诗》，记录了英国登山队第三次攀登珠峰的全过程。这是世界上现存首部展现西藏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象的电影作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邓启耀介绍，中国影视人类学先驱、被蔡元培誉为“带摄影机的徐霞客”的孙明经，拍摄了8部《西康》系列作品，生动地再现了1939年四川甘孜、阿坝藏族的风土人情和民众生活。这些定格于藏彝走廊上多民族社会、聚焦于本土民族工业的影像民族志，至今仍是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珍贵视觉文献。

 

　　“全球化语境下藏族题材电影的文化生产，是一个跨越国界多重力量对话、博弈的文化场域。除了电影生产本身会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资本等方面的规约外，国内外藏族题材电影都过多地负载着所谓‘西藏问题’带来的政治效应。”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涛说。

 

　　青海民族大学青年学者康逸介绍，在西方导演的涉藏题材电影中，充满了西方白人对西藏的某种东方主义的、好奇又不甚了解的叙事想象支配下呈现的西藏。“他们的目的在于表达某种政治诉求，同时满足西方普通观众对奇风异俗的好奇。”

 

　　为打破西方影视作品中塑造的“西藏神话”形象，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很多涉藏的历史和现实题材作品，如《红河谷》《孔繁森》《可可西里》《喜马拉雅王子》等，为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祛魅”的作用。

 

 

　　由于剧情电影难以避免想象与建构的成分，近年来，纪录片成为客观、公正地传播藏文化，直观、真实地展示藏族生活的重要手段。

 

　　2008年，旅英学者书云根据在江孜一年生活的体验拍摄制作的纪录片《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后，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先后被美国、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订购与播放。

 

　　今年风靡一时的影片《冈仁波齐》本是剧情片，但在拍摄形式上与纪录片相似，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可信度，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一个纪录片。

 

　　近年来，随着影视人类学在国内的兴起，民族志纪录片逐渐得到社会的关注。著名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曾以拍摄纪录片《虎日》闻名，在他之后，很多人类学学者将拍摄纪录片电影和撰写论文作为研究的两种不同手段，电影面向大众，论文面向学者。

 

　　在藏文化传播上，民族志纪录片拥有了越来越广阔的前景。据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于游介绍，该馆刚刚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有51部作品入围，其中有8部是藏地影片，2部藏地影片《冬虫夏草》《卡瓦格博》分别摘得“金收藏奖”和“铜收藏奖”。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民族故事，影视人类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观众们乐于接受。在藏文化传播领域，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用影视手段展现和弘扬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苏发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鲍江建议，影视和文本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两条不同路径，应当完全分离。“文本研究走思辨之路，要提炼出概念，上升到理论层面;影像要走具象之路，拍摄出更多具有生活质感的影片。”鲍江说。

 

 

　　1954年，美国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提出了“主位/客位”的描写理论，认为“主位”描写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着族内人的世界观，是唯一有权利对该文化的事物提出判断和命名的人。“客位”描写则是一种“他者”视野。

 

　　2005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采用藏语对白拍摄的影片《静静的玛尼石》问世，开创了“藏语电影”的先河。有人认为，这种电影形式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变了藏文化原来“被表述”的历史。

 

　　“在人类学家看来，不论是西方导演，还是国内汉族导演的涉藏题材电影，都是站在‘文化他者立场’，遵循自身文化逻辑对西藏进行叙事想象。西藏本身的声音被湮没在强大的外界认知之中，没有阐说的机会。”康逸说，“藏族导演的电影，是站在文化持有者的立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进行捍卫和建构。”

 

　　西藏大学青年学者切吉卓玛认为，“主位”视角的作品其出发点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对藏族收视群体而言，更期待真正深入藏文化核心，能够反映复杂现实、表达普通人的困惑与诉求的影视作品。

 

　　在这次论坛上，与会学者也对万玛才旦等提出了批评和担忧。“万玛才旦影像表现出明显的单边叙事特征，即只对本族群文化单向度的弘扬。如果过度强化这种以自我族群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方式，会发展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阻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张涛说。

 

　　在影视人类学界，源于“分享人类学”的参与式影像记录方式，逐步打破“主位”与“客位”的界限。以“乡村之眼”项目为代表的“村民影像”活动，让村民来拍摄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兼具学术性、地方性知识和社区教育功能的纪录片。

 

　　“把摄像机交给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族人内‘村民’，就是希望获得民族学纪录片的‘主位描写’。”四川大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朱晶进说。

 

　　但朱晶进也提醒，对于这种创作方式不能过于迷信。“在地居民拥有绝对的自由完成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和那些纯粹由外人制作的民族志电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单声道表述的方式，只是其中表述观点的主体由外来者变成了在地居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