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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命 秋培扎西皮肤粗糙，眼睛有神。这位三十多岁的汉子说，要在可可西里“延续一种价值”。 可可西里主要区域在玉树州西部、治多县境内，从格尔木坐车沿着青藏公路（109国道）南下，翻过昆仑山口，可可西里进入眼帘。20多年前，杰桑·索南达杰经常这样深入可可西里。 1992年，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悲愤于可可西里盗猎盗采现象之猖獗，向上级提出并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自己兼任西部工委书记，在可可西里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工作。 索南达杰从治多或格尔木出发，12次进出可可西里，巡山、追捕盗猎盗采者。陪伴他的是《工业矿产手册》《濒危动物名录》等书籍，以及枪声。 “三四个人在无人区玩儿命了几年，有时候想放弃，但索书记不离开，我也不离开。”索南达杰的队员扎多后来如此总结那段日子。 从治多县城往西北约900公里，是太阳湖。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与队员抓获了20名盗猎者，缴获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盗猎者至太阳湖附近时，遭到盗猎者的反抗和袭击，展开枪战，索南达杰中弹牺牲，倒下时，他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仍保持射击姿势。 很多人将索南达杰视为保护可可西里的先行者，他的妹夫扎巴多杰即是其中之一。这两位亲戚兼好友，经常对酒长谈，扎巴多杰从索南达杰递过来的烈酒里，品出了他的苦闷与愤慨。 1995年，担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申请“降级”去治多县任县委副书记，招募队员，重建西部工委，继续索南达杰的巡山之路，并更进一步，开始在可可西里实施封闭式管理。三年后，扎巴多杰去世。 秋培扎西就是扎巴多杰的儿子，索南达杰的外甥。对于少年秋培扎西而言，父辈们用生命保护的可可西里到底意味着什么，他那时“一无所知”。 12岁的秋培扎西，第一次听说可可西里这个名字，是因为舅舅索南达杰要去可可西里工作。多年后，当亲眼看到盗采者筑起的碉堡、盗猎者遗弃的藏羚羊尸骸，他才体会到可可西里这个名字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对峙，开枪，击毙。“很多人以为‘战场’只在边境，其实那时候的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状态。”秋培扎西说。 1996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次年成立保护区管理机构并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后相继设立了5个保护站，第一个保护站就是以环保卫士名字命名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所谓的保护站，最开始就是土帐篷，一块白色帆布，两根杆子，支起来即可。目前，保护区管理局编制37人，此外还有数十人的临聘人员，这几十人要管理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如此，可可西里保护者们在荒原中挥洒他们的野性。巡山是最基本的工作，5人或7人一组，全年不断。一次巡山通常二三十天，长的时候四五十天。这个过程充满着美丽、饥饿、寒冷、孤独、恐惧、希望、绝望、肺水肿、死亡。 他们有时候停歇在卓乃湖畔，从帐篷里拉开一条缝，看到遍野的藏羚羊，母羊领着小羊。“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亲人一样”。这是生命的美丽，这是希望。 他们有时候被困在一个被称为鬼门关的烂泥潭，吉普车陷进泥淖寸步难行。用铁锹甚至双手挖出裹住车轮的死泥，找石头把车轮垫起，加大油门冲一把，然后又陷进去，又挖，又冲。最糟糕的一天，车子只走了20米。食物殆尽，没有通信信号，没有救星。这是绝望。 他们有时候抓住了盗猎者，却可能更加不安。几十名盗猎者被羁押并睡在旁边，人数是他们的五六倍。他们抱着枪不敢轻易入睡，又翻出割肉吃的刀，每人一把，放在肩下，也不知多久才睡着。这是恐惧。 巡山队员有复员军人，有师范学校、畜牧兽医学院、公安学校、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见到盗猎盗采者，玩儿命奔跑追逐。稀薄、寒冷的空气，使鼻腔中渗出血。一旦感冒，接踵而来的是肺气肿、肺水肿等致命威胁。 现年54岁的吕长征1995年进入可可西里，是当年巡山队的司机。一次巡山中因感冒而导致肺水肿，在紧急送回格尔木医院的途中晕厥。到了医院后抢救了两天一夜，医生发出病危通知：过了12点没醒过来，准备后事。11点半，吕长征竟奇迹般地醒过来，看到跪在床边的妻子和孩子，很不解：“你们哭什么？” 1997年进入可可西里的詹江龙，第一次巡山就是整整45天。在此后的500多次巡山中，他和队员们抓获了300多名盗猎盗采等违法人员，收缴枪支21支，藏羚羊皮3900多张。“起初确实有想过去一个工作条件更好的地方，但时间长了，在野外看到野生动物，就什么都舍不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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