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蒲文成:《吴均藏学文集》代序

2017-06-23 11:23:29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作者:蒲文成

吴均先生,字志一,笔名振天,藏语名阿旺曲哲,1913年1月生于今青海省循化县。早年求学于青海省第一师范,继为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曾参与该社《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后前往同仁隆务寺进一步攻读藏文,历经四个寒暑,获相当于“学士”学位的“柔艾巴”称号,为以后的藏语文教学、汉藏翻译和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均先生,字志一,笔名振天,藏语名阿旺曲哲,1913年1月生于今青海省循化县。早年求学于青海省第一师范,继为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曾参与该社《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后前往同仁隆务寺进一步攻读藏文,历经四个寒暑,获相当于“学士”学位的“柔艾巴”称号,为以后的藏语文教学、汉藏翻译和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学成归来,一度受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和青海蒙藏师范的藏文、藏族史教学工作,旋任青海省政府秘书处蒙藏股主任、藏文秘书,负责处理有关蒙藏事务。1943年,被任命为玉树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员兼司令部藏文秘书,为解决青藏边境纠纷、安置难民、缓和青藏关系、稳定当地社会等,奔波于江河之源,唐古拉山南北,付出过艰辛的劳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生弃政从文,先在国立西宁师范、湟川中学等校任藏文及边事课教师,后任国立兰州大学边语系讲师、副教授,兼任《和平日报》“西北边疆”专栏编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的专业特长未能充分发挥,只是参与藏文字模的研制和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整理、翻译等工作。尽管如此,他日以继夜,译出《英雄诞生》等19部24册,并审核20余册。每译完一部,即就资料来源、版本异同、翻译中的问题等,作为《译后记》,附印于书后,具有相当的研究参考价值。因此,后来的研究者评价他与杨质夫等人是甘青地区“早期藏学开拓者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发生巨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最好的时期,年近古稀的吴先生才迎来藏学研究的春天。他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尽一切身心精力,弥补失去的岁月,来实现人生价值。近30年来,他从事青藏地区历史、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文章,整理译注藏文古籍多部,并或校订、或增补、或校释、或校注前人的著述,撰写前言、序文,评价古籍文献,成果颇丰。现在他已是94岁高龄的老人,虽已行动不便,但仍笔耕不辍,常见他拿着放大镜,查阅资料,案头摆满了书籍和文稿。对我等后学,或讲述研究心得、生平见闻,或鼓励立志、要求严谨治学,谆谆教诲,刻骨铭心。

  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大致可分六个方面:

  一、藏族文史研究

  藏族族源,一度是藏学界的热门话题。先生凭借对藏汉文字的精通和丰富的阅历,积极撰文,参与讨论,认为在古代“夏”和“嘉”同音、羌藏同源。他在所校订的黄奋生《藏族史略》前言中,用大量篇幅阐明他多年探索藏族族源的基本观点,认为“藏族主要来源于本地土著”,藏族的主要一支,就是古代羌人中使用藏语的那部分人。当然,这个土著,“具有多元性”,并非“只以西藏为土著中心”。先生更关注甘青藏区的文化发展、社会形态和中央王朝的治藏方略,写有系列文章:曾考察甘青地区出土的彩陶,就其饰纹中的万字纹形等符号,探索演变规律,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轨迹;研究吐蕃统治时期安多藏区的文化发展,探讨我国藏区与祖国内地自古以来的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他的《论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首次提出局部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概念;他的《从〈西番馆来文〉看明朝对藏区的管理》,用铁的事实说明明朝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是一个充分行使主权的政府对其所属地方进行的管理”;《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则记述明朝政府在河洮岷藏区的行政设施和实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论述民族宗教界进步人士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积极作用。另有《明代在玉树地区建置初考》等,这些论文可补汉史之不足,对研究明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先生的前半生主要在旧中国度过,曾涉足青南草原,阅历丰富。他依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回忆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青藏纠纷及其带给人民的苦难,还根据自己的考察,揭露清军屠杀环湖阿粗乎等四族惨案的真相,均事实确凿,可谓字字血泪。先生作为青海藏学研究先驱,对早年的研究机构——青海藏文研究社以及一些研究者同仁还有过数篇回忆文章。

  二、藏族史地研究

  史地研究向来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不少研究者所主攻,青海李文实、四川任乃强等先生都是这方面的大家。日本学者佐藤长长期研究唐蕃古道上的古地名,成果不菲,著有《西藏地理研究》问世。但毕竟身在异国,缺乏实地考察,难免有偏见和谬误。先生以一个学者的严谨、科学态度,从文献到实地,详加考证,发表系列商榷文章,对日月山与大非川、得仓诺尔与卡拉诺尔、七渡口的位置,以及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间的驿站道路和自截支桥至悉诺逻驿唐蕃古道的走向等,一一仔细考证,索隐钩沉,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研究成果多与后来专业考察队的考察结果相若。此外,他还凭渊博的史地知识,对青海历史上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的地望,邈川、宗哥、安儿三城,省章、安儿、青唐三峡的位置等,均分别加以考证,提出自己的观点。先生生性耿直、刚正不阿,文如其人,语言犀利,直言不讳,廓清史实,这无论对青藏史地研究,还是青海地方史研究,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三、藏族宗教研究

  吴先生本有藏文基础,又深造于隆务寺,还因多年悉心研究,通达藏族信仰文化及藏传佛教源流派系、发展历史、教理教规、寺院分布、活佛传承、活动方式、经济来源等。在藏传佛教史研究方面,国内向以王森先生编写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最为权威,此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西藏佛教史略》。吴均先生完全以自己研究所得,写成近似专著的长文《关于藏区宗教一些问题的辨析》,连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和1981年第1期。该文可与王森先生的十篇资料媲美和互为补充,它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辨析国内外有关藏族宗教的一些不正确论断,特别是对活佛转世制度、藏区政教合一统治的形成、藏传佛教及其教派名称、佛苯关系等,均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全面论述活佛转世制度的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认为这是藏区宗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法位继承制度,是世俗的世袭制向宗教圣职中的巧妙移植;关于藏传佛教及其教派名称,应“名从主人”,慎用“喇嘛教”及用色彩区分教派的称呼法……这些均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他的《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等文,内容充实、全面,是后来相关专著的雏形。他在研究藏传佛教史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人物研究,对喇勤贡巴饶赛、宗喀巴大师等对藏传佛教传播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青海籍名僧,曾写专文,作过评述。此外,他高度重视藏族地区的原始苯教,认为佛、苯属不同宗教,但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各有吸收,存在许多异同点,他的《论苯教文化在江河源地区的影响》等文,全面论述这些观点,并以藏、汉文献史料,论证了以往被忽略的苯教与周人的关系。他还从藏族的宗教信仰出发,研究藏族的民俗,写出有关“天葬”、“戴天头”等方面的理论文章,也有较高学术价值。

  四、“格萨尔学”研究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脍炙人口,国内外不少学者在研究,已形成一个新的热门学科——“格萨尔学”。吴均先生是青海省“格萨尔学”研究的先驱,他在大量翻译各种版本、写出19篇《译后记》的基础上,写过多篇论文发表在省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并参加有关格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文章内容广泛,涉及到史诗的产生根源、民族心态、文化底蕴、流传地域、名称读音等。他曾提出格学研究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即不可将传说与历史人物混为一谈,并就国外研究者法国人石泰安、大卫·尼尔,蒙古丹丁苏伦等学者的一些提法提出质疑,大胆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不仅使格学研究走向深入,而且也活跃了学术空气。

  五、藏文文献翻译

  这是藏学研究的基本功,却往往被一些外行所轻视。其实,翻译等于再创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信、达、雅”,即先要准确理解原文,然后通畅地用另一种文字表达出来,既要忠实原文,又要顺达典雅,符合新的语言的习惯和风格。因此,类如再创作的译文受到读者欢迎,而死板直译则味同嚼蜡等。同时,一部好的译作还要做必要的考证、诠释,以帮助读者的理解。吴均先生早在壮年时期就进行《格萨尔王传》各种版本的翻译,长达20多年,有很好的藏译汉的功底。后来也曾致力于汉译藏,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刘胡兰传》、《雪山草地行军记》等读物,以及《自然地理》、《化学》、《物理》等中学课本译成藏文。晚年则着力古藏文文献翻译,其代表作是拉卜楞寺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的《安多政教史》和噶桑勒协的《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其中,《安多政教史》成书于1865年,洋洋70余万言,专述安多地区佛教发展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尤其作者参阅530部史籍,实地考察这里各寺院的历史沿革、建筑规模、地理位置、重要名僧、僧尼人数、教育活动等,是研究甘青川藏区社会、宗教历史的重要文献,先生以古稀之年,领头完成如此浩大的翻译工程,堪称奇迹。该书后来被学界广泛使用,真是功不可没。先生翻译出版《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后致书笔者:“这是一位独特的藏传佛教僧人于清末同光之际在祖国北疆等地保卫边疆的传记,(他)是安多洮岷地区的骄傲,藏族中少见的人物,堪称奇人奇书。我于行年九十时,有幸将其翻译并得出版,可为我一生研究藏学工作画一圆满句号。”甘肃人民出版社评价先生在翻译此书过程中,“对原著的历史背景及其所涉及的相关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并做出了大量详尽的注释,从而更增加了这部难得的清末藏族人物史传的史学价值,为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六、校勘文献,撰写书评、序文

  先生曾校订黄奋生编的《藏族史略》,校释周希武的《玉树调查记》,校注朱绣著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增补《番例六十条》和《海藏纪行》等,一般都写有前言或绪言,代为序文,或评介该书的写作背景和基本内容,或就某一专题,展开议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实际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另对《安多政教史》、《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松巴堪布的《青海历史》、敏珠尔活佛的《世界广论》、蒲文成的《觉囊派通论》等都有评介文章,述说内容、评论价值,或引导读者,或鼓励后学,实事求是,恳切真实。

  吴均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藏学家,由于相同的专业,加之父辈亲人与他素有交往,我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相识了。多年来,我常受他的教诲和鼓励,情同恩师。现由中国藏学出版社结集先生文集出版,我为他们如此重视一位老学者的研究心血而深深感动。近日,程颐工君嘱我为文集作序,我想就一般情形而言,今人索序,往往找领导上级或前辈名家。但领导忙于公务,无暇自己动笔,常由他人代写,只是署名而已,对此世人多有微词;而名家多在京师,边陲之地总是难求。我既非领导,更不是名家,写序万不敢当。只是先生素为我敬慕,在他耄耋之年愿写一篇回顾先生学术生涯的文章,以表钦佩之情,于是重温先生的主要作品,再次拜读李逢春先生反映吴先生生平的《跋涉者的足迹》,撰成此文,以为对前辈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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