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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是一位当代学术界的大家，他胸怀宽广、高瞻远瞩，总是高屋建瓴地看问题、办事情。他在回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有多次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的刚健清新之气充实了中华民族，才使它古而不老，久而常新。”他在展望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时讲道：“20世纪的后半叶，新中国走向世界，贯彻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变化之大，超过了历史上几千年进程的总和。内地如此，西藏等民族地区也是一样。前景光明，前途无限。” 任继愈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1979年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西藏佛教研究会时，任继愈先生任会长。这给研究藏传佛教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当时，任继愈先生对藏传佛教的称谓作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喇嘛教”不妥、“西藏佛教”不全，应命名为“藏传佛教”。 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时，他大力支持多杰才旦总干事长的工作，为建立健全藏研中心的科研机制出谋划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建议，培养人才和搜集资料是藏研中心的首要任务。《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校勘本的出版，也是任继愈先生的建议和策划。 1996年，任继愈先生在藏研中心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两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统称。每一民族都在中华民族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文化有较早的丰富文献记录，藏文著作中有许多重要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遗产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藏族、对中华民族以及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藏族又是一个善于思考、习惯于高度抽象思维的民族。宗教哲学、因明学达到很高的水准，这一文化富矿有待大家进一步开发。这个优良传统也使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任继愈先生将藏族文化置于中华文化大背景中并作了高度评价。的确如此，藏传佛教哲学(中观哲学)、因明学(逻辑思维)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得到很大发展。我们在努力研究，但还是不够深入，需要加强。 任继愈先生简介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 上世纪50年代，任继愈先生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 1978年，任继愈先生提出了 “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了《中华大典》。 任继愈先生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科学无神论思想批判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 任继愈先生一生把传统的贤人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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