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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西藏地区经历了一场影响历史的废奴运动。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管理西藏的全部职能。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存续了700多年“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终结，中国边疆西藏地区的农奴和奴隶获得彻底解放并当家做了主人。 世界进步史上的一件大事 封建农奴制度的终结，百万农奴的彻底解放，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乃至世界进步史上的一件大事。只要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废奴运动的进步意义。在此前的数百年里，已有了欧洲、俄罗斯、美国、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先例。对于世界上的多次废奴运动，无论是政治家或是历史学家，都给出了肯定性的合理解释，而对紧随世界进步潮流、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废奴运动，有的人却还在哓论短长。中国西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经过700多年的产生、发展、衰退，到20世纪已经进入了消亡时期。 人所共知，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更为残酷的腐朽制度，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并以封建领主庄园的占有形式为其服务，而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终身依附于三大领主，祖祖辈辈遭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三大领主结成一体，构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政权，他们倚仗封建特权私设公堂、监狱，随意对农奴施行鞭打、挖眼、抽筋、断肢等酷刑，随意买卖和任意处置农奴，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西藏的经济文化长期停滞，生产日益萎缩，工具简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很明显，在这种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已与生产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制度表现出了对文明和进步的反动，依靠政治和宗教的强力保障的森严等级使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关系“先天赋予”，任何活力在这种制度下都会失去再创造的能力；制度本身规定了三六九等，反对科学技术的介入和技艺更新，把建立在新型技术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进步视为洪水猛兽，并将其与宗教常规对立起来，像一颗钉子把社会前进的车轮牢牢固定在宗教门槛之下；用制度限制劳动主体的自由流动，农奴和奴隶在经济上饱受剥削，在政治上遭受压迫，劳动热情受到压抑和摧残，而封建农奴主不事生产，挥霍无度，因而使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泼的因素窒息而尽；封建贵族、上层僧侣唯恐失去既得利益的心态，使西藏社会失去了对外部文明的接受弹性，而制度自身又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仅靠封闭的内部循环来苟延其制度的存在已不可能。 百万农奴迫切要求翻身 那么，为何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呢？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平衡性，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赋予了封建农奴制度维系者自我改革的机会和条件，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考虑到西藏上层中的封建农奴主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企图将这一制度永久持续下去顽固立场不容易改变，西藏又长期受到神权统治和影响，无论是上层还是普通民众，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可或缺，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和贵族阶层，中央对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同时，在西藏地区投入财力、物力，支持基本建设，尽可能消除人民的苦难。百万农奴看了8年、比了8年、想了8年、盼了8年。民众的觉悟和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使封建农奴主们非常惊慌，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为了永远保持他们认为的最美妙的农奴制，不惜以发动叛乱来抗拒百万农奴的要求和进步的历史潮流。但社会进步发展的规律、西藏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强烈要求，已形成将落后的社会形态带入到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对于分裂国家的叛乱更不能坐视，百万农奴必须获得解放，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成为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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