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藏村“变形”记

2016-06-03 14:32:3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田犎

 

　　在雪山环绕下的东马村，老喇嘛坐在家门口对着雪山和风马旗念经，对尘世庶务毫无兴趣；村长泽里则对山下匆匆过往的游客很有兴趣，寻思着有没有可能把游客也引到山上来。平静的小山村因为我们的到来发生了变化……

 

 

　　牦牛雪山显然是众多“命”不好的雪山之一，生在四川的大雪山山脉，海拔五千多米，身形雄伟终年积雪，但相对一些鼎鼎有名的雪山，牦牛雪山显得默默无闻。牦牛河从这里奔腾而下，在四十多公里外的丹巴县城边汇入大渡河。连接丹巴到甘孜其他藏区的旅游公路就沿牦牛河而上，每年有众多游客走过这条公路。但游客从一个景点赶往另一个景点，几乎没有人能够意识到牦牛雪山的存在，更别提那附近沟谷的坡地上还有一个东马村和一座顶果山寺。

 

　　泽里在东马村当了很多年的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他的父亲曾经是顶果山寺最老的喇嘛，他家一开窗就能看到顶果山寺和寺庙后面的牦牛雪山。每天，老父亲就坐在门口对着雪山和风马旗念经，对尘世庶务毫无兴趣，泽里则对山下匆匆过往的游客很有兴趣，寻思着有没有可能把游客也引到山上来。

 

　　近300人的东马村分为四个部分，沟谷底那几户人住的地方叫小牦牛，山坡上是五家寨和七家寨，最高处是三家寨。海拔从2200米一直到3100米。除了寨子周围的农田，周围都是森林，高山牛场在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上。要把外人引进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外人来说，这里怎么都太偏僻了。

 

　　不过，在泽里眼中，世界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片众神之地！

 

　　站在泽里家楼顶就可以看到周围环绕的雪山，分别是狮子王、牦牛和神猪。东马村背后的山梁上非常突兀地冒出一个巨大的石头圆顶，那是东马最神圣的地方，叫做“拥忠萨德”，是这里的太子。山梁延伸到远处是一脉九座雪山，那是太子的战神九兄弟。东马是众神环绕保佑的地方，是泽里他们心目中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眼里，这里是山神的居所，人跟周围的各种生命不过是在这里借居一世而已。

 

　　有一次，我到东马村拜访顶果山寺的活佛。等到了村上，才知道活佛并没有如约等我。大家都躲躲闪闪语焉不详。晚上投宿泽里家，泽里快人快语道破机关：“活佛念经去了。山驴是神山的牦牛，那个不能乱碰的。你弄了它，神山就要弄你家里的牦牛！隔壁牦牛村的两个嫩娃不信邪嘛，要去打猎。劝不住！今年又去，枪一响，雪崩下来，死一个伤一个。出那么大的事情，只好悄悄来求活佛去念经消灾了不是！”

 

　　泽里所说的山驴其实是苏门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民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环保观念，其实类似被现代环保主义者追捧的西雅图酋长的观念，大约也正因为这个，东马村的生态系统是保存得相当好的。

 

 

 

 

　　数年前，我作为保护国际的项目官员，正在中国推行一种新的保护方式，叫“协议保护”。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当地社区把那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来。

 

　　时任丹巴县林业局副局长的罗布加他对这个方式很感兴趣，极力推动我们把项目放到丹巴。经过一系列考察后，东马村成为了协议保护在中国的第一批项目试点之一。用罗布加他的话说，丹巴地域广大，大量的国有林要全靠林业局的那点人力来保护显然是力所不能及的。我们商定的做法就是，丹巴县林业局跟东马村协商达成协议，东马村开展保护工作，林业局来帮助做社区发展。如果第三方评估不合格，则林业局撤出对社区的支持和帮助。保护国际则对整个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东马村其实不穷。他们有大片的林地，而且高山草场上出产质量很高的虫草。每家人每年都可以从虫草上获得数万元不等的现金收入。在林业采伐时期，他们村的木材采伐也收入不少，村里的小学校就是那时候作为集体财产修建的。每年开春，全村都要聚在小学校开会，大家抓阄，决定当年每户人家的虫草采集地点。

 

　　协议保护项目要落到东马村，照例也必须要到小学校去开全村会议。

 

　　泽里对这个项目是很欢迎的：“保护起来当然好！山上的羌活就是没有好好保护，这几年都要挖光了。”

 

　　也有反对意见：“保护是好，但要保护成啥子程度？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投好大的劳力。千万不要我们累半天，结果他们评估没有达标，我们白忙了，还把名声坏掉了。”

 

　　“说的是大家都有好处，问题是啥好处，咋个让大家都能得到？”

 

　　村里面各种声音都很多，大家又讨论到底想要得到啥好处。有人想发展养牛，有人想做沼气池试验，泽里念念不忘想发展旅游。

 

　　不知道谁提了句：“要是把学校恢复起来岂不是更好！”很快风向就变了。学校成了大家关心的热点。最后，大家举手表决，结果，恢复学校成了唯一一个全票同意的选项。

 

　　这个让我跟罗布加他都很意外，也很为难。我们预期到了村里可能有各种发展需求，但没有料到会是学校！

 

 

 

 

　　东马小学曾经存在过很多年，学校也是全村的议事中心。但后来国家实行教育资源调整，小学校撤销了，老师也走了，孩子们需要到乡上去上学。大的孩子可以住校，小娃娃住校有很多困难，于是有低年级小孩的家庭就需要专门有人每天接送。由于路途远，也就意味着每天都至少要消耗一个劳动力在路上。

 

　　正巧，当时有一个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经过选拔，袁慧入选。她愿意到这个雪山环绕的藏族村寨来做乡村女教师。

 

　　虽说老师的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犯愁，村里的学校已经年久失修，没水没电，要让老师入住孩子入学，很不容易。重修学校，这个费用可就高了，不是原来项目框架能容纳的。

 

　　但当“老师进村”的消息传到东马村时，奇迹发生了。我跟罗布加他再走到东马村，发现全村老少正出力出工重修学校。有拖拉机的出机械，没有的出人力，大家自带工具，挖土搬石头，把操场重新平整，再抹上水泥，然后又重新粉刷一遍。

 

　　我问泽里哪里来的钱，他说：“也没花啥钱。听说有老师愿意来，大家就都来投工投劳。需要钱的就是拖拉机的油钱，水泥钱，还有粉刷的钱。正好政府有一笔钱给我们改善村容村貌，就挤了七千元出来。”

 

　　每个人见到我，打听的都是：“那个老师啥子时候来哦？”

 

　　我拦住一位老大爷问：“你咋也来投工投劳呢？你这个年纪肯定娃娃都大了，用不着来这里上学啊？”

 

　　大爷很实在，一句话把我顶回来：“我会有孙啊！再说了，一个村没有个学校没有读书的声音，那成个啥话！”

 

　　袁慧是四川大学的法律学硕士研究生，当时还没有毕业。她一个人住到村里，我其实也很担心她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待不住退回来。大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袁慧经过培训后，到村里上任。为了防止她被贴上其他标签，我特别叮嘱她：“就做一个令人尊敬的袁老师就可以了。保护上的事情你不要管，也不要向我汇报。免得村民可能会把你当‘间谍’对待。”

 

　　“孩子们可喜欢画画了，但我画画不好。你能不能每次上山来的时候都代一节美术课。”有了袁慧这要求，我也开始在村里当上了美术课老师。

 

 

　　经过建学校这件事，整个东马村都被动员起来了，以后的会议都来校园开，协议条款逐条敲定下来。然后再根据这些条款，变成村里面的资源管理条文。比如，不允许砍伐森林；薪柴要按县林业局的规矩在划定的区域、设定的时间里砍；砍伐建筑用材必须要有林业局的指标；羌活需要休养生息，一年内不准再挖；村民不准打猎，不准做皮货买卖等等。

 

　　泽里的领导才能这时候被充分激发，各种内部管理制度一点点讨论出来。我往往是作为会议协调人，只提问题，他们想办法。泽里觉得学校这件事情是大家举手了的，大家都得了好处，那保护山林就是大家的责任。不专门选巡护队员，而是每家排班，排到的就上山去巡逻。巡护一趟不容易，万一有人偷奸耍滑中途跑回来咋办？泽里的主意就是买个相机，每个人去巡逻的时候把相机带上，走到哪里要拍照片。巡护的补贴也不能逐月发，村上要先扣一部分，年底考核后再发，如果以后村里保护没有达标，那大家也要跟着受损失。要是哪家不尽心尽力，那就取消他家的巡护资格，补贴拿不到，而且还要让他觉得丢人。这些意见最后都得到大家的认可，变成了村里的制度。

 

　　袁慧做起了十几个孩子的孩子王。大大小小混成一个班，每天上课念书。村里的年轻人也常跑到学校打篮球，找袁老师玩。老人们都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穿藏装了，连舞都不会跳了，再过些年，会不会连藏话都不会说了。于是袁慧在村里组织起一个舞蹈队，老的、少的，多年不穿的藏装重新翻出来。有人愿意捐助边远地区的，我们也往东马村引。有了钱，学校通了电，村里买了音箱。开会之前，大家就去把音箱搬到操场上，先跳一阵舞，然后才说正事。东马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村里有了巡护线路，有了巡护计划，也有排班，但还是很模糊。比如农闲时节打猎的人多，每月巡护两次，农忙时节每月巡护一次。但具体什么时间，却没有规定。我跟罗布加他都希望泽里村长是不是能拿出个具体的时间表来，张榜公布。但泽里一直拖着没有做。我三番五次地说，也有些尴尬了，但总觉得把这些事情拿到桌面上讨论，最后都公示出来，公开透明，是激发全村参与感和制度得到尊重的重要保障。

 

　　泽里这是怎么了，他一贯的做派不像是独断专行的人啊。我就变着法地跟泽里谈。有一次，泽里大约也被说烦了，他反问我：“田老师，这个事情其实要做很容易，商量个时间写在墙上就是了。但是你想想，我们公示出来，全村都晓得了哪时候哪家人该去哪里巡山，那么那些要进来打猎砍木头的会不会很快也会晓得呢？只要人家晓得你好久要巡山，他避开你巡山的那天就得了，其他时间放心大胆地来，我们巡山还有个啥子作用呢？！”

 

　　这番话简直是醍醐灌顶！村一级的治理，真不是教条主义管用的。东马村就维持了这样的不成文规矩。巡护的具体时间、线路、巡护人由村长掌握、保密。每月，泽里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前一天给小组长打电话，交代第二天巡护任务。小组长具体给村民排班。

 

　　一年冬天，为了做好村里的保护规划，我把北京大学的王大军老师拉到了东马的高山牧场上。泽里牵着马驮着野外装备，大军带着两个研究生。阳光洒进林间，被照得发亮的松罗像金丝织成的帐幔一样轻轻摇曳。地面覆盖着深深的积雪。王大军老师走得气喘吁吁。我说：“不好意思，拉你上来，辛苦你了！”

 

　　王老师回答：“说什么呢。这么美的风景，这么美的差事，给我个县老爷当我都不换的。”

 

　　晚上，高山上气温骤降。俩研究生从没有在野外过夜的经验，觉得住帐篷很浪漫，要去住帐篷。我检查他们的睡袋后，很坚决地回绝了：“就你们这种普通睡袋，等明天早上拉开帐篷一看，里面就躺着两具僵尸！”我让研究生们跟泽里挤在低矮的窝棚里，好歹那里有堆火。我跟王大军老师则在雪堆里扎帐篷。王老师少带了张睡垫，身体下面就是帐篷底和雪地，一晚上寒意透骨，冻得半死。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雪地里压出一个人形的坑来。

 

　　周俊男就是这次考察的研究生之一，后来他把自己的研究课题也放到了东马。他有一段时间也常驻在学校里，帮忙记录下村民的保护情况和监测质量，同时帮助培训村民的巡护监测技能。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你能不能让林业局派人来跟着。他们啥时候去巡逻完全没有计划，得让人督促着才行。”

 

　　我用泽里村长的方式回应他：“如果让林业局跟着，那还不如让林业局直接来巡护得了。问题是，那样的成本得多高啊？另外，如果林业局都能来做这事了，我们还有必要去推动社区做保护吗？村里已经有了保护的动机，也建立了组织和制度，要相信村里自己能做好。”

 

 

　　冬去春来，生活虽然照旧，但改变是一点点悄悄展现出来的。每次去东马村都会有新的发现。

 

　　有一次看见学校门口堆了几根大木头。原来是村里一家人跟外村的亲戚合伙砍的，结果被人报告给村委会了。村委会把那家人教育了一顿，说这是损坏全村的利益，把木头也收缴了，就堆在学校门口。

 

　　学校也不时地要添点什么。村里一对比，别的学校都有个旗杆啊，那我们也得有一个。于是泽里东拼西凑，找来废弃的水管焊接起来，在学校楼前修个水泥墩子，把钢管立起来，就算旗杆了。

 

　　等到国旗买回来了，大家才意识到旗杆怎么没有装滑轮呢？国旗怎么挂上去呀？

 

　　泽里不肯服输，看着旗杆离屋檐比较近，干脆爬到房顶上去，直接把国旗套进顶端的细杆子上。几个人都爬到屋顶去帮忙，一群大男人，汗流浃背忙活半天，就是弄不上去。扎西罗布突然有了主意：“莫忙。拿扳手来，最上面一截可以拆下来，拆下来装起国旗了，再拧上去！”

 

　　拿来扳手，扎西罗布从屋顶跨出去，身体颤悠悠地缠在旗杆顶上一点点把螺丝拧开，大家把国旗套进细铁管里，扎西罗布再小心翼翼地把旗杆接上。

 

　　学校院子里早已围了一群人。看到国旗升起来，都高声叫好。扎西罗布跳回屋顶，在众人叫好声中非常得意，突然立正举起右手敬军礼，大声地唱了两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后一扭头羞怯地转身跑了。

 

　　谁也没有想到东马村的国旗是这么升起来的。

 

　　后来，村里又花力气在旗杆上装上了滑轮和绳索，再要升旗就容易多了。但每当我看到雪山深处一面国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总免不了回忆起东马村那个特殊的“升旗仪式”。

 

　　袁慧在结束志愿者服务后，远赴非洲。那段雪山深处的经历成了她难以磨灭的回忆，她曾经对我说：“自己有时候会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不要说提起丹巴的名字，有时甚至听到一首藏歌都激动莫名，恨不得抓起背包马上冲回东马村去。”

 

　　袁慧忘不了东马村，大家也记住了她。有一次开项目评估会，四川林业厅的一个处长突然岔开了正题：“我们做的工作，有些是写在纸上的，有些是刻在石头上的，比如大家写不完的报告，做个项目就总要去立个碑。但有些工作才是真正做到老百姓心里头的。有一个志愿者离开东马村那么多年，我们现在走到村里去，提到她的名字，不管老人还是孩子，都还会流下泪来，这才是刻到人民心里头去的。”我猜，他说的就是袁慧。除了袁慧，还有很多其他值得记忆的名字。

 

　　我们的项目结束了。但在东马村“种”下的社区治理变成了规则，他们的经验在其他地方得到推广和学习。雪山深处，学校那面国旗也长久在飘扬。

 

　　罗布加他后来很感触地跟我说：“当时只道是平常。后来看到周边村子出了不少盗伐林木案件，才发觉在东马村做的事情那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