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李维汉对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突出贡献

2016-12-26 16:18:35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叶介甫

李维汉,又名罗迈,1896年6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李维汉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城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李维汉在统战部长岗位上13年,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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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汉,又名罗迈,1896年6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李维汉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城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李维汉在统战部长岗位上13年,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创议者和坚决贯彻执行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少数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李维汉担任统战部部长后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和意义。他认为,一个国家采用哪一种形式,或者哪几种形式,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特别是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决定。根据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的特点,李维汉建议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他提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从来没有要求各个国家脱离自己的具体条件,一律采取什么具体制度。”苏联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由于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苏联采取了联邦制,中国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为什么苏联采用联邦制,而中国不能采用联邦制,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呢?对此,李维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消灭民族压迫,在各民族一切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人民自愿联合的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他建议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毛泽东采纳了李维汉这个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确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并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51年12月,李维汉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首次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下了明确的定义:“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这是一个总原则和大前提。”

  为了加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会后,李维汉又主持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国家主席毛泽东明令颁布实施。《纲要》对建立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和上级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地方领导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对于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原则在32年后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得到了体现,这是李维汉在民族立法方面的首创之功。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立阶段,李维汉不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还亲自参与5个自治区的筹建工作,慎重确定方案。例如1956年广西成立自治区时,一部分人主张在经济文化落后、壮族聚居的桂西山区建立自治区,满足广大壮族人民政治上当家作主的要求,而桂东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仍然保留广西省的建制。为帮助选择最佳方案,李维汉亲临广西进行调查研究,对广西的历史经济与民族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合的方案’好处更多”、“更符合民族团结合作”、更有利于广西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广西各族各界人士经充分的协商,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选择了“合的方案”。40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发展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这种既考虑政治因素又考虑经济因素的“合的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影响到民族工作方面,自然地对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维汉针对当时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连续发表文章和讲话,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特点,指明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

  首先,李维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着重探讨了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他指出,马列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分离权,但有分离的权利不等于有分离的义务,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分离都是适宜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里,“民族自决和分离的要求,就是向帝国主义实行自决,同帝国主义统治实行分离。这种自决和分离是完全必要和正义的”;而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以后,各民族只能联合,不能分离。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李维汉的上述解释,正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自决的正确论断及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对自决权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也是对那种认为中国不强调自决权就不是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的有力批判。接着,他对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分析,着重比较了苏联与中国民族关系的不同特点,列出中国同苏联不同的基本点有四:即两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民族人口构成不同、民族分布情况不同、革命发展状况不同。李维汉指出,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苏联不同,中国的各民族不是经过分裂走向统一而是从平等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到平等联合的人民共和国;再加上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等情况,中国显然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搞联邦制,而是适宜实行自治地方制,以利于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保证各民族的完全统一。

  李维汉多次指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长期的政策,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民族平等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各民族自愿联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压迫制度废除以后,民族平等在政治上的主要内容,就是各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事务当家作主。

  在“大跃进”年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各民族已经平等,不再需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因而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并且用行政手段来推行民族融合。对此,李维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基础上共同发展与繁荣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虽有民族融合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它不是民族融合阶段”。我们可以对民族融合问题进行适当的、科学的宣传,但不可以把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的民族融合,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和实际任务。当前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继续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进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而不是消灭民族特点和实现民族融合。他强调指出:“只要国家的职能还存在,祖国的统一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段专政还必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也就应当继续存在,并且应当继续发挥党的作用。”

  针对当时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党委包办政府工作、某些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职权的现象,李维汉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要使少数民族人民“用自己的头脑想事,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双手来解放自己和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李维汉还论及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例如,尊重民族语言文字问题、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问题等。李维汉的这些论述,澄清了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指导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纠正民族工作中的错误,指出了正确方向,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1952年,李维汉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纲要》,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施。

  1983年11月,李维汉根据一些满族干部和群众的要求,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关子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的长信。当时李维汉住在医院里,有时还要用氧气,工作十几分钟就要休息一会儿,但他坚持不懈,花十几天时间写了近2000字的提纲。李维汉认为,满族自治问题过去没有解决好同他关系较多,深感对这个问题欠了帐,他是以还帐的心情写这封信的。他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供中央参考。1985年和1986年,国务院批准在辽宁、河北两省先后建立了5个满族自治县。李维汉晚年十分关心的满族自治问题,得到了适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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