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匆匆远行的王尧先生

2016-01-29 10:19:12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1月27日)   作者:张世林

我和先生是1985年认识的。有一天,他来中华书局看望赵守俨先生,赵先生是副总编,也是即将创刊的《书品》杂志的主编,我是杂志的责编,正忙于创刊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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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两三个月前,我给王尧先生家打电话,是他的儿子接的,告我父亲已住进四季青桥旁边北京市最好的一家养老院,一人一间,有专人看护,条件非常好。家里的电话准备移进养老院,以便于熟人联系。最后告诉了我养老院的地址。我听后,心里有点戚戚然,因为我这么多年都已经习惯去民院宿舍四高层先生的家看望他了。当然,自去年先生的老伴突然病故,孩子又都远在国外,只先生一人在家,虽有保姆,仍很不便。所以,这样的安排算是不错的了。于是,我准备去看望先生。给他老人家带点什么呢?他最喜欢我编的书,这也是他眼下最需要的了。我给他准备好了《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的前五册,还有《想念张政烺》。他跟季先生很要好,我们经常谈这方面的事;他很佩服张先生,一直在等着看这一册;我主编的《想念大师丛书》都送给了他,他特别欣赏,总说我又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这不,《想念杨宪益》过几天就印出来了,我想干脆拿到书后一并给他送去,先生该多高兴啊!为此,我还约了我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一起去看他。

  今天(23号)中午,我在和一个朋友通电话谈事情,中间她告我:王尧先生去世了。听了后,我有些惊呆了,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原准备这几天去看望他的啊!我都能想得出,他看到我拿给他的这些书,一定又会夸赞我一番的!可这次,您怎么就这么匆匆远行了呢?我编的书还怎么能送给您呢?写到这里,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我和先生是1985年认识的。有一天,他来中华书局看望赵守俨先生,赵先生是副总编,也是即将创刊的《书品》杂志的主编,我是杂志的责编,正忙于创刊前的准备工作。赵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我介绍给王尧先生,并嘱我说:今后可以多约王先生给杂志写文章,他可是藏学方面的权威啊。就这样,我和他老人家认识了,从此就没有断过。最初是约他给《书品》写文章,后来又约他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写文章,接着又约他为我主编的《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写文章,再后来,又约他为我参与编辑的《国学新视野》大杂志写文章。先生对我真是有求必应,厚爱有加,以致于我对先生都产生了依赖性,一有什么想法,就先跑去先生那里,和盘托出。每次他不仅认真听,还常常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并身体力行,带头写文章,按时交稿子。如我约他为《学林春秋》写稿,他交来了《我与西藏学》;我又约他为《学林往事》写稿,他又写来了《特立异行,追求真理——记我所知道的先师于道泉先生》。他不仅自己写,还告我可以约谁写。他认为我的这些想法都很好,对承传学术很有帮助,鼓励我坚持做下去。

  1999年,我因故离开了中华书局,来到了现在的出版社工作,先生知道后,对我仍然是一如既往,有求必应。我提出想编一套《名家心语丛书》,他听后,极表赞成,认为这是我的风格和长项,鼓励我组织好编辑好。当拿到书时,他认真翻看后对我说:你又为老先生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2006年,我为季羡林先生出版了《病榻杂记》,社里准备搞一个座谈会,我把书送给先生,他看了特别高兴,说这些年你帮季先生编辑出版了好几部书,先生总夸你书出得是又快又好。你对这些老先生有感情,他们都很信任你。我提出请他参加我社的座谈会,他欣然接受,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2011年,《国学新视野》大杂志创刊前,我提出希望先生能出任顾问,他愉快地接受了。我希望能写一篇他的专访,他也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发表在2012年冬季号上的《“仁波切”与西藏活佛转世制度——藏学家王尧教授访谈》。第二年,该杂志在北京举行创刊一周年座谈会,我代表主办方请他出席,他也高兴地到会并表示祝贺。

  同年,我提出主编《想念大师丛书》的计划,他听我谈后非常支持,认为这些大师都是国宝,确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应该编辑好这套丛书,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实、宝贵的研究史料。《想念周振甫》出版后我们召开了出版座谈会,王尧先生亲临大会并做了主旨发言。其后,每出一册,我都会送他阅正,他总会给我热情的鼓励,支持我把这套丛书出版好。

  2014年,我着手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之前,我先向先生做了介绍,他听后,认为这是一个大工程,十分重要,钱锺书先生的远见卓识是举世公认的,由他倡导和规划的项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主编栾贵明殚精竭虑、费时三十年才初见成效,确属不易。我和他在山东大学见过面,听他介绍过此事。你今天能帮助他们编辑、出版这套大书真是太好了。当第一辑《列子集》《老子集》《庄子集》《孙子集》《鬼谷子集》和《中华史表》问世后,我社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学术界许多重要人物都莅临大会表示祝贺,王尧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也亲临大会,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这几年,先生确实老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和记忆力还是比较好的,每次聊起那些学人往事,我和先生常常是乐在其中。记得有一次说到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季羡林先生曾讲于先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并说于先生太聪明了,脑子里有许多奇思妙想,总会时不时地冒出来。王先生听后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先生刚从海外回到了北京。作为一名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不找党组织,不要求恢复党籍,不要坐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是心满意足地到北大东语系任教。他为投身新社会,迎来新生活万分高兴。他对老伴说:我去国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家和孩子,付出了很多,我很感谢你。但如今是新社会了,都要自食其力,不能剥削。为此,我想好了,你也要做点事,由我给你发工资。做什么呢?干脆去放羊。于是,他买来一只母羊,让老伴每天去放。此后,邻居们每天都会看到于师母到校外去放羊。遇到下雨天怎么办呢?于先生便买了两件雨衣,一件给师母穿上,一件披到羊身上。当时,塑料雨衣还是稀罕物,红红绿绿的,十分鲜艳。这一下子成了人们眼中的一道风景。特别是后来,于先生听说听音乐能有助于母羊产奶,他又买来半导体收音机,叫老伴跨上它,一边放音乐,一边放羊,遂成为当时的奇谈。王先生讲完,两眼笑眯眯的;我听罢,则笑出了声。我和先生在一起是多么的开心啊!可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

  他的老伴还在时,每次我去,都是她給我们端吃的、倒喝的,看得出,先生平时在家被老伴照顾得很好。但就在去年,他的老伴突然先他而去了,这对先生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老伴走后,他先是到奥地利孩子们那里住了一段,回来后,我去看他,房间里顿显空荡荡的。他告我,平时他的日常起居都是老伴照料,家里除了书以外,东西放哪他一概不知。每次出门,也都是由他老伴打理,陪他一起去。现在老伴走了,他连钱和证件及一些日用品放在哪都不知道。老伴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所以他没有心理准备。但他说,老伴在病发前,有一天曾对他说,你来,我告诉你咱家的钱和证件及一些日用品都放在哪了,万一有事,你也好知道。我当时没明白老伴的用意,还说,你知道放哪就行了,我不用知道。可谁知,老伴有一天竟突然走了,来不及跟我说话,叫我一下子如何是好?先生说到这儿,眼圈红了。我跟先生认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这么伤心。

  自此以后,先生的身体就每况愈下,终于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急着去找老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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