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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作家阿来：我坚决反对西藏独立 津巴布韦独立后怎样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11月2日发表了对原《科幻世界》社长兼总编辑、作家阿来的专访，谈及了民族政策等问题。他表示，西藏如果独立，只会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曾经那么狂热鼓吹津巴布韦的独立与自由，但真正取得独立与自由后的津巴布韦是什么样的状况？难道是多丽丝·莱辛心目中的理想所在？” 阿来，作家，藏族。2000年，年仅41岁的他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现居成都。 阿来出生在四川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在乡村接受教育，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后来由乡村教师成为诗人、小说家。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非虚构作品《瞻对》、史诗《格萨尔王》等。他的作品语言异质天成，多讲述藏人生活，展现在封闭或即将被打破的封闭环境下藏族社会及生活的变化，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尘埃落定》讲述的是1940年代的藏族社会，在红白两派汉人以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纷扰下自动及被动产生的各种巨变。阿来一直反对西藏独立，他认为那样西藏只会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同时，他也对中国政府落后的民族政策提过批评。《尘埃落定》的责任编辑脚印女士表示，阿来身为藏族作家，但他的作品并无强烈的政治含义，而是用别样的视觉，单纯、敏感、诗意的语言展示出令人惊异或迷惑的藏地历史和现实。在阿来看来，少数民族语言、边疆语言背景的汉语写作者之所以痛苦，与语言认知有关，不少人是为满足别人的所谓“少数民族风情”而写作，“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边缘，要么自己奇观化，要么被别人奇观化，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尤其不要自我奇观化，以乞求别人的注目”。 阿来同时是一位积极入世者。1997年，他离开生活了36年的藏区来到成都，从阿坝州文化局留职停薪应聘《科幻世界》编辑，2000年，任《科幻世界》社长兼总编辑，将该杂志打造成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并发展出相当规模的文化产业，虽然他自己并不写科幻作品。2006年，他辞去这个职务，专心从事纯文学工作。 以下为采访内容，经过编辑删节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 问：你幼年时在四川马尔康地区生活，当时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哪些作家和书籍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我生活在马尔康下面的乡村，属于藏语里的嘉绒方言区。我们在家说藏语，学校里学习汉语。那时没有双语学校。学校里只有两三个汉族老师，二三十个藏族学生，能看到《人民日报》，居然还有《参考消息》。初中毕业后我就回乡务农。真实的经历使得我非常厌恶所谓的知青文学，城里的知青下乡就是受苦，就值得叽叽歪歪，那我们出生在农村的人，难道就不是受苦？抑或我们命该受这样的苦？知青文学在本质上就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作了贵贱之分，认定城乡差别是天然正确的，对知青的遭遇充满同情，但对当地百姓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非常漠视，这非常荒唐，充满偏见。 那时的教育并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我都是自己找书来读。但当时资源有限，我喜欢的作家和书籍与自己成长的过程有关。年轻时我喜欢过海明威和托尔斯泰。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伤痕文学，控诉多，但很少反思。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Resurrection)时非常震惊，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居然用那样的方式获得新生。这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复活，完全超越我当时的认知。再比如，海明威，今天看来，他塑造的硬汉形象有些矫情，但是，跟当时的知青文学比起来，真是响当当的男子汉。我读了海明威，就对当时中国文学里泛滥的抒情厌倦了。 问：你是如何跨越汉语与藏语之间的距离的？你最著名的作品《尘埃落定》最早是用汉语写的还是用藏语写的？ 答：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我说普通话时四川口音就不重。可以说，两种语言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在藏语地区长大，但上学就开始学习汉语，这两种语言都是我的母语。写作肯定是汉语主导，但在写与西藏相关的作品时，我会经常用藏语思维。《尘埃落定》的写作过程中，有时用汉语写不下去，就在脑子里用藏语构思，然后翻译，里面有些句子有非汉语的痕迹。 汉语是极其丰富的语言，我正在读的佛经，很多是魏晋南北朝时引进，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汉语的反切注音、四声的确立、词汇、新造字词等都跟佛经的翻译相关。在我看来，汉语发展至今，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公共表达空间。“汉语”字面意思是汉族的语言，这个意思在当下显得过于狭隘。其实还在有更好的提法：国语、华语。这些新提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亲近感和凝聚力，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我反对普通话在文学作品中的至高地位，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的作品，带方言特征的作品在语言质感上明显水平高，普通话太平淡，而且普通话的基础北方方言本身就比较贫乏。从创作实践来说，如今南方作家的成就超越北方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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