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传佛教的外传和影响
藏传佛教的外传到清朝又逐渐兴盛。藏传佛教也从开始时只在宫廷内传播，逐渐渗透到民间，并在许多领域凸显出藏传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当然，这一方面得益于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宠幸，另一方面也有藏传佛教僧人的努力传播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影响缺一不可。
推崇和利用藏传佛教，“除逆抚顺，绥众兴教”[1]，笼络宗教上层，借以控制蒙藏部众，是清政府统治蒙藏政策的组成部分。清朝在理藩院设“典属清吏司”和“怀远清吏司”，掌管蒙藏地区的活佛转世名号和各地喇嘛进贡事宜。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采取赏赐藏传佛教各派领袖封号、设驻京呼图克图、广建庙宇、制订朝贡制度、衣单粮制度等措施，经济上则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不仅数量很大，而且次数也很多。我们仅以赏赐藏传佛教各派领袖封号为例。
清廷推崇和利用藏传佛教政策的基础早在清朝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奠定。清朝奠都北京后，继续推行推崇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顺治帝多次遣使延请五世达赖。1653年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菩提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颁给金册、金印，并花费巨资特地设计建造了具有汉藏两种建筑风格的黄寺，供其居住。这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在内地的弘扬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颁给金册、金印，对格鲁派的又一大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予以正式明定。雍正帝继位后，经常召集土观和三世章嘉活佛等藏传佛教高僧到宫内与汉地佛僧一起交流研讨佛法。乾隆时期又召请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如达赖喇嘛之例“特殊优礼”。六世班禅入京朝觐，进一步推进了中原文化与藏族文化的融合交汇。
尽管清朝推崇佛教，从政治上册封、经济上笼络宗教上层，但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的。从乾隆后半期开始，清朝中央政府对蒙藏地方的统治已经稳定，清朝统治者认为改变清初“政教分离”政策显然更加贴切西藏地方的政治特点，并推动“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最终确立。这对于西藏社会的稳定、边疆的巩固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清朝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力，强化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并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以杜绝各种流弊。[2]
藏传佛教的广泛东传，不仅得益于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而且也和其僧人本身的努力传播是分不开的。清朝在内地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人相对于元明两朝而言更多。有一首竹枝词便多少反映了这一状况：
琳宫梵宇碧崚嶒，宝塔高高最上层。
冬季唪经门外贴，相逢多少喇嘛僧![3]
随着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在内地的不断增多，清朝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诸如规定僧人数量等限制措施。清《理藩院则例》对内地藏传各寺院的额缺有详细的规定，其中北京的寺院额缺为：弘仁寺，70缺；嵩祝寺，68缺；福佑寺，22缺；妙应寺，39缺；梵香寺，45缺；大隆善护国寺，88缺；嘛哈噶喇寺，8缺；长泰寺，33缺；慈度寺，115缺；大清古刹(察罕喇嘛庙)，276缺；资福院，10缺；西黄寺，42缺；汇宗梵宇(达赖喇嘛庙)，31缺；东黄寺，105缺；普度寺，23缺；普胜寺，22缺；慧照寺，28缺；化城寺，33缺；隆福寺，46缺；净住寺，79缺；三宝寺，29缺；三佛寺，31缺；圣化寺，30缺；慈佑寺，19缺；永慕寺，18缺；大正觉寺，43缺；阐福寺，27缺；雍和宫，504缺；宝谛寺，205缺；正觉寺，33缺；功德寺，34缺；东陵隆福寺，20缺；西陵永福寺，20缺。河北承德的额缺为：普陀宗乘庙，312缺；须弥福寿庙，108缺；普宁寺，324缺；殊像寺，63缺；溥仁寺，51缺；溥善寺，49缺。仅据以上的统计就有僧人3000余人，其实加上其他地方的僧人以及各个寺院的超编，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远远不止这些。如此众多的藏传佛教僧人自然成为传播藏传佛教的主要力量。
二、藏传佛教外传的广泛影响
应该说，藏传佛教传播对内地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涵了信仰、制度文化、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内容。下面侧重介绍内地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立、藏传佛教信众的增加、内地对藏语文的学习以及藏传佛教典籍在内地的扩散等等方面的内容。
1、藏传佛教寺院的大量建立
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之盛，表现为藏式寺庙兴建之多。清朝修建和改建的藏传佛教寺庙数量巨大。仅据粗略统计，清前期修建和改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北京有弘仁寺、嵩祝寺、福佑寺、妙应寺、梵香寺、大隆善护国寺、嘛哈噶喇寺、长泰寺、慈度寺、大清古刹(察罕喇嘛庙)、资福院、西黄寺(清净化城)、汇宗梵宇(达赖喇嘛庙)、东黄寺(普净禅林)、普度寺、普胜寺、慧照寺、化成寺、隆福寺、净住寺、三宝寺、三佛寺、圣化寺、慈佑寺、永慕寺、大正觉寺、阐福寺、崇福寺、雍和宫、宝谛寺、正觉寺(新正觉寺)、功德寺等32座。康、乾执政时期，在承德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广缘寺等12座寺庙。雍正时期修建了善因寺(为章嘉呼图克图驻锡地)。此外，雍正时期还由皇家拨款在其他地区修建了若干藏传佛教寺庙。如在四川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修建了惠远庙，在伊犁建普化寺，在科布多建众安庙等。
满族藏传佛教寺庙：满族在关外时尚未接受佛教信仰，顺治时期，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国势初定，朝廷方允许满族人建庙出家，但满族藏传佛教寺庙的出现是在乾隆朝[4]。载于理藩院则例的满族藏传佛教寺庙共有6处：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承德殊像寺；此外还有宝相寺、常龄寺、方园庙、梵香寺、实胜寺、大报恩延寿寺等，总计12座。其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宝谛寺，专设管理宝谛寺事务大臣一职，专管满族藏传佛教寺庙事务。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承德殊像寺在京外，其余9座在北京：宝谛寺、宝相寺、常龄寺、方园庙、梵香寺、实胜寺都在香山演武厅附近，以宝谛寺为首，集中于香山附近，形成京城满族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群；大报恩延寿寺在清漪园，正觉寺、功德寺在圆明园。
蒙古族的兴建藏传佛教寺庙之风就更为盛行。除清廷敕令建修的寺院外，蒙族王公贵族也竞相兴建。到清末，漠南蒙古（今内蒙地区）藏传佛教寺庙达千所之多，每旗都有寺院。喀尔喀部亦有寺百余，除庆宁寺外，还有兹卧库钦寺、迈达理寺、阿巴岱寺、甘丹寺、善家寺、乍音寺等。据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载，及至民国时期，漠南的主要寺庙有开仁寺、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陀罗庙、无量寺（大召）、延寿寺（席力图召）、崇福寺（小召）、崇寿寺（朋苏召）、隆寿寺（额木齐召）、宏庆寺（拉布齐召）、延禧寺（绰尔齐召）、慈灯寺（新召）、宁棋寺（大平召）、广福寺、隆福寺（避兰召）、广寿寺（乌苏图召）、永安寺（哈达召）、庆缘寺、法喜寺、增福寺、慈荫寺、慈寿寺、崇值寺、广化寺、普会寺、尊胜寺（班第达召）、普安寺（岱海召）、善缘寺、灵照寺（美岱召）、福慧寺、广觉寺、永福寺、广法寺、吉特库召、都贵召。
2、信众的增加
藏传佛教内传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内地藏传佛教信众的增加，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的“男女咸钦是喇嘛，恪恭五体拜袈裟”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内地信奉藏传佛教的热潮。
清朝内地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更甚。蒙、藏、土等族僧人往来于蒙古、甘、青、西藏之间，互相学经传法，络绎不绝。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蒙古族入藏传佛教寺院为僧的状况极为普遍，甚至以此为荣，在极盛时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蒙古族男性人口进寺院当僧人。
3、推动内地对藏语文的学习
藏传佛教的内传还带动了上自皇帝（清朝乾隆皇帝）下至黎民百姓学习藏语文。皇帝学习藏语文自有其笼络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人心的目的，黎民百姓学习藏语文便只有“以图宠贵”的目标了。
受寺院教育的影响，裕固人在历史上曾使用过藏文。清代裕固族地方给清政府所上的奏折中多用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仍藏有清光绪年间裕固族为增选贺朗格家(部落)副头目所上的藏汉两种文字的奏折。[5]
4、藏传佛教典籍的刻印与翻译
康熙二十年（1681），《圣祖重刻〈番藏经〉序》称：“祝颂两宫之景福，延万姓之鸿庥，番藏旧文，爰加镌刻。”经过十多年，藏文《甘珠尔经》刊刻完成。世宗雍正皇帝又续刻藏文《丹珠尔经》。乾隆二年（1737），宫中将《甘珠尔经》和《丹珠尔经》重新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成，史称乾隆修补版，又因刻于北京，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
清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藏传佛教经典的编译工作，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的刊印便是显著例子。
蒙文大藏经系藏文大藏经的蒙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先后四次译刻。清康熙帝曾命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由二世章嘉活佛等人在元明两代蒙译佛经的基础上，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译成蒙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就。乾隆帝继位后，又命章嘉活佛将《丹珠尔》译成蒙文。章嘉活佛先行厘订经籍中名词术语的译法，编成蒙藏文对照的佛学词汇《正字贤者之源》，刊布流行。在完成这些先期准备工作之后，才开始工程浩大的丹珠尔蒙文翻译刊刻工作。乾隆十四年（1749）译校重刻《丹珠尔》工作完成，全本蒙文大藏经方始完备。现存的汉文甘珠尔目录分为十类，计有秘密经645部，24卷；大般若经1部，14卷；第二般若经1部，4卷；第二大般若经2部，4卷；第三般若经1部，1卷；诸般若经24部，1卷；大宝积经46部，6卷；华严经1部，6卷；诸品经260部，32卷；律师戒行经18部，13卷。共999部，105卷。
满文《大藏经》译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是以汉文、藏文、蒙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共108函（夹），收佛教经典699种，计2466卷。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76函（夹），605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800余卷。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编译满文《大藏经》，乾隆帝下令成立清字经馆，负责整个《大藏经》工程的组织工作。选派人员包括总裁4人，副总裁3人，提调官5人，纂修官9人，收掌官18人，阅经总裁1人，阅经副总裁4人，办理经咒喇嘛4人，校对喇嘛4人，总校僧人2人，诸经僧4人，共96人。其中总裁有和硕质亲王永榕、多罗义郡王永璇、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副总裁为吏部尚书金简及著名高僧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等。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国师为此藏经的编译发凡起例。首先，他将汉文、蒙文和藏文《大藏经》的经典内容作了比较后认为，这些经藏中收录了佛所说的经典，也收录了佛以后诸位大德先贤的文字，而满文《大藏经》应以翻译佛的教义为主，其它后世论述则不必翻译。他的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乾隆的首肯，并付诸实施。经过18年的努力，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满文《大藏经》翻译工作全部完成。满文《大藏经》为贝叶梵夹装，经页长73厘米，宽24.5厘米，双面朱印，分为108函。共编译佛教经典699种，计2534卷(《大藏经》最后一卷即第2535卷，包含发愿文一篇，偈文两篇，不属翻译佛经之列)。至乾隆五十九年最终完成时，共费白银591000余两，前后刷印出12套，分藏全国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中，例如：西藏布达拉宫(三界殿)、扎什伦布寺(汉地殿)，北京宗镜大昭之庙(宗镜大昭之庙日台北楼、白台南楼)、香山宝谛寺，热河殊像寺、普陀宗乘寺(都是殿群楼西而下第三层七间内)、须弥福寿寺(北楼三层)，盛京(沈阳)法轮寺。
此藏经的编译是在清初满文化对汉文化全面介绍和吸收的高潮过去以后，满语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我们今天研究满族的语言和哲学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294，康熙六十年九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2]这主要表现在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方面，已经有不少相关文章讨论，此不赘述。
[3]路工编：《清代竹枝词十三种》。
[4]有关背景参见王家鹏：《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第58-65页。
[5]贺青松主编：《肃南纵横》，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作者为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编辑）
（来源：《法音》2012年第6期，引自西藏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