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西藏情结

2015-04-20 14:38:32   来源：中国网   作者：榕叶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后易名《今日中国》)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爱泼斯坦毕生从事传播中国的记者生涯中，对西藏有不解的情结。从50年代起的半个世纪间，他四次踏访雪域高原，直至90高龄，他仍怀有一个梦想——“尽管年事已高，我仍然希望坐火车去西藏一趟，这是我长期的梦想。”

 

　　他出生于一个进步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就随父母由波兰移居中国。他1931年15岁踏进新闻界，以后作为外国记者一直从事对外报道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1945年抗日战争后曾去美国。新中国成立不久，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参加创办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后易名《今日中国》)，长期致力向世界报道新中国。

 

　　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西藏，“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且他知道国外一般人对西藏很不了解，加上西方舆论的影响，使外界对西藏还产生许多误解，因而他十分关注对西藏的研究和对外传播，希望世界能了解真实的西藏。

 

　　记得60年代初，我到杂志社不久，1965年8月首次出差西藏，随中央代表团去拉萨，报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盛典。而爱泼斯坦则刚从西藏回来，这是他第二次去了。他第一次赴西藏是1955年，是从四川成都市乘吉普车，沿刚修建成的川藏公路，跑了12天才到拉萨市。他曾回忆说，路难行，“颠得我骨头都快散架了。”但是他认为人民子弟兵在这样地势极端复杂的高山峡谷中，在很短的期间能赶修出2千公里的公路，真是个奇迹，而且“一路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他的亲历感受和采写的川藏公路报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而1965年10月我在西藏采访回来时，也选择走川藏公路，沿途采访，走了20多天，终生难忘。当年爱泼斯坦是杂志社执行编辑，我回来交了川藏公路纪行的稿子，他和夫人邱茉莉在改稿时认为，稿件写得较肤浅，介绍沿途景观多，写人太少，但作为记者敢于走这条艰难的旅途还是很值得的。

 

　　回顾他半个世纪四上雪域的采访报道，确实非常注重深刻反映西藏在各时期经历的变迁。他几次赴藏的时机多是在西藏社会经历重大变革之际。他第一次进藏是1955年，那是西藏和平解放才三年多。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启了从黑暗到光明的序幕。但是当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旧貌，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这样他在采访中有机会看到这些旧社会的形形色色。如他回忆的：“我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在拉萨上空飘扬。但核心政权仍然掌握在西藏当地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权力集团的手里。”他还形象地揭示：“在人民和革命红旗之间，是封建的皮鞭，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隐隐燃烧着的矛盾。”1955年的这次采访，他写了《在康藏公路上》、《日喀则两姑娘》等文稿，尤其采写了西藏的系列报道——《西藏从10世纪到20世纪之路》、《西藏的新方向和新人》、《西藏走向富裕的开端》等，刊载在美国的《新时代》刊物上。这可能是新中国50年代早期第一手系列介绍西藏在国外的传播。

 

　　他第二次进藏是1965年。这时西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在西藏各族人民支持下，人民解放军很快平息了叛乱;接着开展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他此时赴藏，主要采访了许多城乡刚翻身当家作主的农奴、奴隶，欣喜地见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成长为各级政权的干部。他仔细地参观了西藏革命博物馆和一些地方的旧庄园遗址，因为那里展示着不能遗忘的西藏旧社会的反动、黑暗的罪恶历史。但是眼前的雪域给他最深的印象，还是民主改革短短几年，正在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西藏。他怀着激情，又写下许多访问记。1965年他写出《拉萨工人拉珠一家》、《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等报道，除在本刊发表外，还在美国《东方地平线》等杂志上刊出。

 

　　他第三次赴藏是1976年，这是西藏与全国一样刚刚经历与结束了特殊的时期——十年“文革”动乱，使他有机会亲自看到这场动乱在西藏造成的损失与挫折以及后来开始的拨乱反正。这加深了他这样的认识：西藏从过去向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要比整个中国更加复杂一些。西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他是个勤奋的老记者，深沉的西藏情结和对外传播西藏的历史责任感，支持他长期坚持研究西藏和积累材料，准备为西藏写书。他珍惜每次赴西藏的机会，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深入高原的城乡和牧区，访问许多普通的西藏人。最难得的是他在“文革”中蒙受5年冤狱，恢复工作后又要求去西藏采访。回京不久又逢唐山大地震，他在地震棚里赶写西藏的书。经过长期的努力，他终于在1983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巨著《西藏变迁》英文版，这部书内容丰富，系统介绍了西藏从农奴制跨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变革，是由中国出版的专门供外国人阅读的有关西藏的经典著作。正如当时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在书评中写的：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如实反映西藏情况的书，提供给外国朋友阅读，爱泼斯坦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性任务。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深入西藏各地采访了二三百位西藏各阶层的同胞。基于这些丰富的感性认识，作者的笔锋流畅地写出了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纪实报道。此书还表现了作者开阔而深刻的视野，他查阅运用了中外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今昔强烈对比的背景材料。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见证了在中国统一团结的民族大家庭里，西藏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变迁。

 

　　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他有关西藏的报道和著作时，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洋溢着作者对藏族同胞的深情厚谊，他笔下记录着许多农奴奴隶翻身做主人的动人故事。他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旧西藏的黑暗及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他以鲜明的新旧强烈对比，有力地批驳西方关于分裂西藏和所谓人权的陈词滥调。

 

　　作为老记者他拥有丰富的经验，他热忱地将自已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记者，希望他们也能关注和报道西藏，因此在给他们讲课时，如何对外传播西藏也列为内容之一。在本杂志社里，作为总编，他在领导编务时，更是直接指导对西藏的报道。记得1986年为了加强西藏的对外宣传，我们计划出一本从生活角度通俗介绍今日西藏的书，他当然是最好的顾问。经过多次研究，我们吸收他关于突出西藏普通人报道的思路，采取约请西藏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20多位藏胞，以各自切身的生活经历来口述。结果这本名为《西藏人谈西藏》的书，以多种外文出版，获得外国读者的好评。他认为由本民族的人谈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外传播西藏是很有说服力的。

 

　　他最后一次重返西藏是1985年。这次他是作为西藏的老朋友被邀请去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第四次踏上雪域高原。他虽然已届古稀之年，但此行令他心情激动，他见到当年采访过的老朋友，昔日的农奴和奴隶有的已成长为领导干部，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建设新西藏。访问归来，他热情地写下了《八十年代的西藏变革》报道，较全面地介绍了改革开放正在给西藏带来的新变化。

 

　　他对西藏同胞的情愫是深沉的，直至晚年都完好地保存着他每次采访西藏的笔记本和自己拍摄的照片，还有他身着藏服的留影和他与藏族同胞亲密合影的珍贵图片。在他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见证中国》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有一章回忆他四上雪域的难忘经历。他高兴地看到同事们为祝贺他90寿辰出版的画册中选有他在西藏拍摄的照片，因为这是他记者生涯的一部分，也是他见证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老记者已经离去，梦想未酬，但是可以告慰他的是，青藏铁路已经建成，他离去一年后，火车正式通达拉萨，我们年轻的记者乘火车踏访雪域，继续向世界传播西藏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榕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