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入选2014中国考古新发现

2015-01-12 10:19:3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户华为


  原标题:2014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马鬃山玉矿遗址等入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评审委员会从全国考古机构推荐的数十项最新考古发现中遴选出6项重要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创始于2002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术讲坛,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宣布入选名单和入选理由,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分别介绍了6项考古发现的基本情况,刘庆柱、信立祥、朱岩石、魏坚、孙华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对各项考古发现的丰硕成果和学术价值进行了评议。
 
  1.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
 
  马鬃山玉矿遗址位于甘肃肃北县马鬃山镇,目前已确认径保尔草场和寒窑子草场两处玉矿遗址。在径保尔草场确认矿坑290处、房址33处、岗哨31处、石料堆积29处。房址可分为地面式和半地穴式,后者多为拣选玉料的作坊。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金片、铁器、石器及玉料等。寒窑子草场主要遗存包括矿坑、矿井、石料堆积、岗哨等,已采集到大量碎玉料、石锤、陶片、瓷片等。马鬃山玉矿遗址是西北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早期矿业遗存,直观地展示了当时矿区的聚落形态,为了解当时采矿、选料的技术与方法,以及当时生活状况、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还为探寻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
 
  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于1961年首次发现,1964年、1977年、2008年进行过抢救性清理。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等单位联合进行了主动发掘,出土遗物共计280余件(套),分为铜、铁、锡、陶、石、木器等。此次发掘发现的木质棺椁墓中多人二次合葬,在云南是首次发现。干栏式建筑房址的发现证明居住于此地的人与此前发现的铜棺的主人应为同一族人。大波那墓地是目前发现的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为研究云南洱海区域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该墓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发掘。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共发掘11座大小不等墓葬,包括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丝织物、黄金面具、鎏金铜器、银器、铁器、料珠及大量人类和动物骨骼。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年代为距今1800年左右,随葬品丰富。这两处墓地包含了相当多的共同因素,包括形制相同的箱式木棺、黄金面具、丝织品、铜器等,应属象雄时期的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其影响范围可能扩展到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带。随葬的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等动物反映了当时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繁荣景象,出土遗物中包含大量外来物品则反映出这一文化对外来文化广泛吸纳和融合的特征。
 
  4.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位于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因屡次被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现场保护,共清理壁画24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俑残片、铁棺钉、瓷器残片等。初步推断墓葬年代为东魏至北齐早期。墓葬壁画中有迄今我国发现最大的狩猎图,再现了游牧民族围猎练兵的情景,还有仪卫出行图、升天图等,内涵丰富,是研究北朝社会文化、生活和军事的珍贵资料。
 
  5.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已探明墓葬86座,本年度清理了16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随葬品包括陶罐、桦树皮罐等生活用具,棒形玉饰、红色玛瑙珠饰、银耳饰等装饰品,桦树皮弓、箭囊、刀等生产用具或武器。这是呼伦贝尔草原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应属于公元8~10世纪室韦人遗存。它是进入21世纪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其葬具形制、埋葬风俗、随葬品特征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等为探寻蒙古族源提供了最新考古实证线索。
 
  6.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2013年—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导下,对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出土了墓志、陶骑马俑、铜香炉及数十件金银器等遗物。这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墓葬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本次发掘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证的杨氏土司墓葬增至9座,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征的研究意义重大,也为正在开展的“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