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高僧大德的世俗教师

2015-02-11 09:47:01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蓝希峰 实习生 王亚凤

　　2013年夏天，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班班多杰与拉卜楞寺的嘉央坚措经师探讨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论》。
 

　　班班多杰，藏族，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国家宗教事务局特聘专家，藏传佛教思想史现代学科的奠基人。2014年，他获得由中组部、中宣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联合颁发的“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奖。

 

　　班班多杰的故乡在青海省湟中县群加藏族乡，历史上属于塔尔寺六部落之一。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诞生地。或许受宗喀巴大师灵性的泽被，班班多杰较早接触了藏传佛教。1978年初春，在青海民族学院温存智的荐引下，师从藏传佛教高僧法尊和观空两位法师学习藏传佛教。

 

　　班班多杰学殖深厚、成就卓著。1992年，《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出版；1996年，第二本专著《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出版。它们的出版标志着藏传佛教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体系初步建立。

 

　　班班多杰长期担任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指导教师，为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藏族聚居区的寺管会主任、经师及大活佛讲授汉藏译佛教经论，以及藏传佛教“见”、“修”、“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内容，先后在北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与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深度讨论对话，对藏传佛教教义做深入解读。

 

 

　　中国佛教主要是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组成，历史上汉藏两族的高僧大德将印度佛教的经、律、论翻译为汉文与藏文，将其思想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互动、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树立了典范。

 

　　今天，汉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学习汉译佛教经论，与藏译佛教经论进行对比，不仅是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也是弘法利生、护国利民、爱国爱教的要求。通过对比，更加完整地理解释迦如来的一代正法，准确把握佛教“见”、“修”、“行”和“体”、“道”、“果”，也有助于加强对中国佛教整体性的认识，进而增强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因此，用汉藏双语讲佛教，对汉藏译佛教经典进行对比，成了班班多杰给高僧大德讲授的主要内容。

 

　　“汉藏译佛教经典对比实际上是用汉藏两种语言来讲佛教”，班班多杰说，这对高僧大德来说是一个挑战——要会汉语，要过“三关”。第一关是词汇关，即让高僧大德学会用藏传佛教的藏文词汇对应、对照与理解汉传佛教的汉语词汇。第二关是短句、短文关，比如挑选出藏译佛教经典《般若经》、《涅槃经》中的句子与相应的汉文译文对应、对照、理解。第三关才是藏译汉的翻译关，选择一篇短小精悍、难易适中的藏文文本，由高僧大德译成汉文，再由班班多杰再点评、修正。

 

　　“你能感觉到讲授汉藏译佛经是一个很复杂、很艰辛的过程。”班班多杰说，这对自己也是个挑战，毕竟他们是高僧大德，而且又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汉语文的学习。因此，“必须要有深厚的积累、广博的知识以及巧妙的方法，他们才有兴趣、愿意学，并且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这种讲课与平时在学校里给学生讲课有很大不同。“高僧大德都是国家挑选出来的优秀僧才，政治上靠得住、学问上有造诣、行为上能服众。他们在寺院里接受过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等的系统训练，我却没有这样的修学经历。因此，给他们讲课，我时刻告诉自己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向他们学习。”班班多杰表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信仰者，所以讲课时须十分谨慎，既尊重他们的信仰，又守住自己的底线。”

 

　　有一年，班班多杰给四川省藏传佛教寺院寺管会主任及经师学习班讲课，学员分别来自苯教、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等不同派别。“这些经师和主任的佛学水平之高，实修体验之深，此前还从未遇到。”班班多杰说，白天讲课后，晚上自己就去向他们请教关于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萨迦派的道果法、觉囊派的他空见等佛学问题。问题问完后，他们也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有神、无神的问题。“这次辩论让我更加体会到不同思想之间的交锋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对话，它既要真诚又要坦诚，更要包容。不能掩饰，更不能虚伪。”

 

 

　　“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佛的智慧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体现。东西方文化相比较，强调传统观念与现代信息的交流交融，对各宗教包括藏传佛教十分有益。因此，‘比较’非常重要。”班班多杰说，给高僧大德讲课时，他常常将佛教的中观思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恩、列的唯物辩证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以及儒家的中庸之道结合起来讲。班班多杰认为，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处境、思想语境各不相同，既有差别又有联系，但联系是主要的，其内在的贯通性是主流，“通而不同，既异又一”。

 

　　“对这样的讲说，高僧大德很惊奇，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觉得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别有洞天。”班班多杰认为，高僧大德的目光不能只盯在佛教上，还要以佛教思想为底色，通过各种思想、理论、学说之间的比较，取长补短，和而不同，包容多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样，唯我独尊、一教坐大、自足排他等极端思想就会消融化解。

 

　　“比较”使高僧大德学会与他者对话，也懂得“认识自己”，这样，就会给自己的思想找到一个“参照系”，形成多元他者。这无异于高僧大德的思想洗礼和升华。

 

 

　　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讲解藏传佛教的教义与社会进步、藏传佛教积极因素与和谐社会，也是班班多杰的义务。

 

　　班班多杰常对高僧大德说，活佛必须“脚踏两只船”，即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另一方面也要能替信教群众说话。不能非此即彼，而要在看似矛盾对立的结合点上找到平衡乃至于贯通的亮点。

 

　　“正如元末明初的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所说，‘有故破除有边，空故破除无边，知空性现因果，不为边见所夺’。” 班班多杰说，“与党和政府始终配合得很好的活佛，信教群众也始终信赖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藏传佛教的领袖中，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当今也有不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包尔汉先生，在这方面也为宗教领袖们作出了榜样。”

 

　　班班多杰从佛教教义上给高僧大德解释“脚踏两只船”。他说，政府讲“爱国爱教”，佛经讲“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庄严国土”就是佛教里面的爱国思想。佛经还讲“爱三宝，爱国王”和“报四恩”（报国王恩、报三宝恩、报父母恩、报众生恩），其中的“报国王恩”，即报国土之恩、国家之恩。报三宝恩即报佛、法、僧三珍宝之恩。这实际上也就是爱国爱教之义。《大般涅槃经》中说“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这段经文，汉译、藏译两种译本的《大般涅槃经》中都有记载，出家僧人就应该爱国爱教，“这不是哪个人说的，而是佛说的。”

 

　　“给高僧大德们讲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只要道理真正讲透了，他们是接受的。当然，这也涉及到讲述方式的问题，关键是要联系实际。”班班多杰说。他结合实际给高僧大德讲，汶川地震、卓尼地震、玉树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冒着余震的危险，第一时间赶到地震前线亲自指导抗震救灾；寺院倒塌了，国家还出巨资重建寺院。“我就问他们，这样的‘国王’、这样的国家，我们出家僧人应不应该爱？他们都纷纷点头。”

 

 

　　高僧大德也会向班班多杰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比如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我就讲，我们在自己的寺院里念经，到老百姓家去念超度经、平安经等，都不会有人干涉，这完全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职业，并且国家还会保护这种宗教信仰行为。但是，要做一些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情，则是不允许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该区分开来。”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依法治藏，长期建藏，争取人心，夯实基础”的治藏方略，还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原则。按照中央精神，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寺院、僧人要依法开展宗教活动。在1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召开的特聘专家座谈会上，班班多杰提出，要“依法治寺、以规管僧”。他说，依法治国，在宗教领域是一个薄弱环节，应该贯彻宪法原则，对宗教事务坚持依法治理、以规管理。

 

 

　　与活佛、寺管会主任、经师们频繁交流，班班多杰对藏传佛教的未来健康发展有了更深的体认。

 

　　班班多杰指出，现在藏传佛教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少数僧人心静不下来，“著书立说坐不住，念经修持无定力，粗茶淡饭吃不了”。有的僧人世俗化倾向较为严重，念经明码标价的现象不在少数。各地的城镇寺院与边穷寺院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等现象。

 

　　班班多杰认为，作为僧人，他们的追求和目标是超越现实和超越经验的，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世俗社会中，其基本的生活费用、住宿条件、医疗保障等应该满足，这是宗教的世俗性基础所决定的，是合理、正常的。再说，作为公民，他们也应该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这些方面，党和政府早有相关政策出台，有些省区也有具体举措在落实。但是如果追求奢侈性的物质享受，那就超出了佛教的底线，成为负面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同样，“寺庙不在大，有高僧则‘神’”。班班多杰说，过去，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反复强调培养佛教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认为“佛教事业主要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因此，当前“唯此为大、第一要务”是全力培养高僧大德。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藏传佛教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北京建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为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各教派藏传佛教寺院培养高层次人才。五省区也分别建立了佛学院，有些大寺院也设有大小不等、各种类型的佛学院、辩经院，努力培养人才，藏传佛教高层次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现状有所缓解。

 

　　“但目前需要注意的是，在藏传佛教僧人的培养问题上，既要全面推进，又要重点培养。中国作为藏传佛教的故乡，有责任培养出像藏传佛教历史上宗喀巴这样的大师来。”班班多杰说。

 

　　“当然，藏传佛教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也需要努力适应社会。”班班多杰说，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与现代社会不适应的方面，比如“不准杀生”，这与藏族聚居区人民的生活习惯相冲突。如果严格按照教义，生活在藏族聚居区的老百姓养了牛羊自己不能宰杀，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佛经说，“随顺世间，随转众生。觉悟等同于佛，行为随顺于人。法性不舍弃，世俗亦随顺”，藏传佛教注重出世，又强调入世，两者不能偏废。藏族地区流传的民谚也说，“觉悟等同于佛，行为随顺于人”。 

 

　　“有人认为佛教是一个出世的宗教，无需关注现实社会，这是一个误区，一个盲点。” 班班多杰说，佛教讲普度众生、利乐有情，就应该关注现实、关注信仰者，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