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 (1896.6.2－1984.8)，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中共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李维汉同志亲手制定的新中国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大框架维护了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和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
人物生平
1896年6月2日，李维汉出生于长沙县高桥镇学仕桥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曾祖父原为福建渡东人，后因家族乔迁原因，各派支分散各地，其曾祖父变乔迁至长沙，李维汉属陇西李氏第40代子弟。
1916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任旅欧少年共产党组织委员。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年底，与何叔衡等创办《湘江》半月刊。1924年，又创办《新民周报》，任主笔。1925年1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1927年4月，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底，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6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2月赴苏联学习。
1933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机关梯队队长，还兼任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年1月，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3月，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5月，任中共中央党校代理校长。1938年4月，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后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4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1948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1949年10月，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1951年4月，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1953年11月，任中财委副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1954年12月至1964年12月任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达八年之久。1979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1979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8月11日病逝，终年88岁。
1942年李维汉与吴景之结为革命伴侣，2009年8月4日，吴景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主要贡献
李维汉在解放前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尤其是统战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统一战线方面， 他提出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经过公私合营，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全行业合营之后，提出统战工作以教育为主、以教育方法为主的方针等等。
在民族工作方面，李维汉在建国以前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建议采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接着，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1年5月，李维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1953年，李维汉提出在一部分民族关系比较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也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在宗教工作方面，李维汉提出中国宗教有五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又提出必须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宗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12月19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的部务会议上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对白己的宗教观进行了13点概括。即“1宗教的根源是对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无知和无能为力。2宗教信仰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由于他的发生的根源，它只能随着根源的消灭而消灭，只能自然消亡。菩萨是人民自己造成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丢掉。行政办法只能助长宗教感情，决不能消灭宗教。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3宗教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4宗教有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5宗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被压迫人民团结奋斗的纽带、旗帜。要历史地看待，不能简单否定。6宗教矛盾在民主改革和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将逐步演变为劳动人民间信仰和不信仰的矛盾。7实行宗教信仰白由、改革自由的政策。批判包办子女信仰宗教。要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抓在我们手里。8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9用和平改革方法，改革宗教制度，废除封建剥削和特权。10在党内进行无神论教育，在信教群众中有步骤地进行科普教育。11团结、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镇压和肃清反革命。12培养红色教职人员，培养政治上靠拢我们、有丰富学识的学者。13宗教不是科学，但宗教问题要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8]
人物评价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学萧子升对的李维汉评价是“为人‘精细’”。
从李维汉早期的革命活动来看，他具有包容性的性格。他的态度很温和。他自己也说：“我自己的人格固然重要，同时尤尊重人家的人格。”李维汉“高度重视理论修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错误从不掩饰，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9] 他的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艰苦朴素，是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典范。
轶事典故
经历三次左倾错误
身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或地方的主要领导，李维汉亲身经历了党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三次“左”的错误。
第一次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它源于八七会议，形成于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于中共“六大”。当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的组织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p228）中说：“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是指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它源于中共“六大”。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
第三次是指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反“罗明路线”中李维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明路线”就是发现的。正因为于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在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遭受两次错误批判
从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中央统战部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特别是对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理论观点，进行不点名的批判。会议先后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之久。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便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在部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李维汉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的错误。他当时主观上是这样想的“自己已是快70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万一被开除党籍，就再没有为党工作的机会了。”李维汉对中共党充满了感情，他一生的基本信念是：一要党，二要革命，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受多大的委屈，也要坚决留在党内为党继续工作。1964年12月，被撤职后的李维汉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家庭成员
1934年，李维汉与金维映（曾为邓小平第二任妻子）结婚。1941年，金维映在莫斯科的精神病院里担任志愿护士时被德军轰炸机空袭炸弹炸死。
1942年李维汉与吴景之结为革命伴侣，2009年8月4日，吴景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长子，李铁映，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次子，李铁林，1943年生于延河边，1948年坐在毛驴驮着的箩筐里翻过了太行山，后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北京四中上学，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和党务工作者。
后世纪念
李维汉故居，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维汉村新屋组，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80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44间。2011年整修后设有4个展厅，面积达200余平方米，共收集194张图片，按时间顺序生动再现了李维汉的一生经历。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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