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洛金·索朗杰布 第九代江洛金公爵（1897—1972）。21岁，被十三世达赖喇授予公爵的封号。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上层人士中一位有代表性的爱国者。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他参与部分上层进步人士自发组成的旨在向解放军筹集、出售粮食的组织——拉桑岗堆的活动，为协调、解决进藏人民解放军的口粮、柴禾做了大量的工作。
简历
江洛金·索朗杰布，生于1897年，父名江洛金·朗杰次旦，母名多吉央吉，兄长叫朗杰次旺，大姐叫德炯旺姆。他从6岁开始读写藏文，进入拉萨“甘丹厦”私塾学习。16岁时，父亲为了让他熟悉政务，经常带他到各地旅行、公干，培养他的公文写作能力，并邀请格西喜饶嘉措等到家中给他传授诗词、语法等课程，安排他到拉萨附近的寺庙接受有关宗教方面的各种知识。应该说，江洛金·索朗杰布青少年时代接受的传统文化训练，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藏学基础。
25岁那年，江洛金·索朗杰布赴江孜英军营地接受为期3年的训练，回到拉萨后他被噶厦和藏军司令部派往印度采购军火。1921年3月，由于武官集团、寺院集团和保守官员集团三方面的对立情绪日趋尖锐，达赖喇嘛给相关的藏军代本及其官员降级、罚金处分，江洛金·索朗杰布被剥夺了“公”的爵位，贬为赛朗巴（四品）。
1933年，他被任命为阿里“堆噶尔本”，但他并没有前往阿里就职，只是派了一名代表前去顶替。他本人则在拉萨附近的扎细联合制造厂充任达赖喇嘛的宠臣土登贡培的助手。总之，几次出国的经历以及与擦绒、龙夏、贡培等人的接触，对他的思想变化产生了影响，使他逐渐成为一个背叛自己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有思想、有见地的新派知识分子。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召开的关于谁来领导“后20年西藏”问题的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摄政会议”，由在政司伦尧西朗顿加上两位僧俗官员组成。另外一些则主张照过去的先例，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对此，思想激进的江洛金·索朗杰布在“扩大会议”上讽刺说：把一位无知的小喇嘛置于最高宝座上，再由一位年老的喇嘛管家掌握实权，坐在一侧吸着鼻烟操纵，如此而已。他坚持认为，只应当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政府，而不应当让喇嘛管家来操纵，他断定说，应当增补两名僧俗司伦。这句话成了众矢之的，给他招来灾难。
1952年元月，西藏军区藏文训练班开学，聘请多位藏族宿学担任老师，并安排江洛金·索朗杰布在开学典礼上讲话。赵慎应在《西藏风云》一书中写道，江洛金·索朗杰布说：“今天有这么多汉、藏人在一起学习，刚才我感到好像在做梦，像在梦境。现在我擦了一下眼睛，不是梦，是现实。”话一开头，学员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接着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汉、藏民族团结起来了。大家到这里来，是为西藏人民服务的。服务是很难的，需要学习藏文藏话才行。好比两块木板，要粘在一起，必须使用胶水；又好比两个人要作朋友，语言不通就很难结成朋友。今天大家来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学习要虚心，不要骄傲，就是原来懂得一点藏语文的同志，也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是。”说到这里，他扬起手，指着林卡里的几棵苹果树向大家说：“你们看，院子里的苹果树，树枝都仰头朝天，原因就是没有结果子，如果到秋天果实累累，它就枝头向下了。希望大家都像结满果实的苹果树一样。”他最后表示：“我老了，我的牙齿都脱落了，但我还要学习汉文汉语。这样，汉人学习藏语文，藏人学习汉语文，汉藏民族团结起来，就像一杯水再加上一杯奶，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水中加了油，油漂在水上面。”他的讲话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2月18日，军区在雪康林卡组织召开“兴办学校”座谈会，邀请阿沛、擦绒、噶雪巴、桑颇、江洛金等50多人参加，会后宣布噶雪巴、桑颇、邦达、擦珠、阿沛、江洛金、林亮、李安宅等14人为拉萨小学筹委会委员，着手创办拉萨小学。拉萨小学成立后，江洛金·索朗杰布担任学校教务主任和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事务。
同一年，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成立，江洛金·索朗杰布积极参与编委会，主持创办《藏文新闻简讯》。在编委会中，江洛金和擦珠活佛是主要执笔人，“虽然私人关系很好，但为了完整、准确地确定一个词和一个词组，却各执己见，经常发生争论，在对方尚未以充分的论据把自己驳倒之前，是丝毫也不肯让步的”(摘自《西藏日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他们负责的《藏文新闻简讯》于1956年升格为《西藏日报》藏文版。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在当时，“新闻”和“报纸”对于藏文来说都是新名词。如何译法，怎样区别？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的委员中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的主张不加区别，有的主张应该区别。几位懂英文的同志提出NEWS和NEWS PAPER的区别；有的主张把“西藏日报”译为“西藏每日新闻”（TIBET AN DAILY NEWS）起初藏文就是这样译的。后来，江洛金·索朗杰布提出了目前沿用的藏文“报纸”一词。他的解释是，第一字取其印刷之声“嚓”（原意为“点儿”）第二个字是藏文中原有的，意为“印刷品”，这一方案被通过，藏文中的报纸一词就这样诞生了，很快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1953年初，为了统管粮食买卖，既保证进藏部队的粮食供应，又兼顾城镇居民粮食需要，经过各方协商，在拉萨成立了临时机构——“雄竹基佐康”即粮行。噶厦政府授予他“台基”（三品）爵位，并出任粮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同年，经过长时间筹备的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正式成立。谭冠三、阿沛·阿旺晋美等在大会上致词热烈祝贺，江洛金·索朗杰布也在会上讲了话。在联谊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当采活佛为主任委员，雪康·土登尼玛、江洛金·索朗杰布、平措旺阶、梁枫、王沛生（回族）、噶雪·顿珠等人为副主任委员。联谊会一成立，便大力开展工作，团结和吸引了大批的藏汉族青年。中央代表张经武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评价说：“西藏各地区成立的青年、妇女爱国文化联谊会，在反帝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下，学习各种知识，爱国观念和政治觉悟正在日益增强。这是西藏今后更加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说：“在拉萨成立的社会教育班和各地的青年、妇女文化联谊会的组织，使许多男女青年和成年人得到了学习革命知识的机会。有许多人已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他们进一步提高之后，是具有培养成为各种干部的良好条件的。”这些都是对西藏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的很公正的评价。
1958年，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了70人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藏工作。著名学者张怡逊率领《藏汉大辞典》领导小组到拉萨地区收集辞条。他们的工作显然得到了江洛金·索朗杰布等人的大力支持，组成藏汉知识界人士的专门班子，对辞典书稿进行审定、充实和完善，他为《诗镜论》意义修饰法三十五类的词条，逐一创作了诗例。在《藏汉大辞典》出版时，张怡逊为这部300万字巨著写了3000字的序言，在历数了许多人的功绩后，他写到了罗桑多吉、洛桑土旺等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许多热情支持这部辞书的藏族知识界人士，如江洛金·索朗杰布等，都已先后作古。旧雨零落，老成凋谢，初志待酬，感慨系之！”表达了这位汉族老学者对藏族知音的深深缅怀之情。这部辞书收录词目5.3万余条，300多万字，是国内外收词目最多、部头最大，有很高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被誉为“藏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里面倾注着江洛金·索朗杰布的一腔热血。
60年代，他创作了《欢迎文成公主进藏》，巧妙地把历史上的文成公主和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返回拉萨演出话剧“文成公主”的藏族演员们联系起来，追溯历史，纵观现在，热情歌颂了藏汉民族坚不可摧的团结和友谊。评论家认为，他和“一批藏族学者开创了社会主义藏文文学创作的先河”。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期，江洛金·索朗杰布出任筹委委员、文教处处长、文管会副主任。自治区成立后，他又先后担任自治区文管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兴办民族教育，发展藏族文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工作。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江洛金·索朗杰布一生中值得骄傲的黄金时期，为发展民族文化，增进藏汉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那时候他已经是位古稀老人。
思想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江洛金·索朗杰布实际上是倾向于在西藏实行“英国式的制度”，即君主立宪制，这是因为他看到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一方面，达赖喇嘛的权威至高无上，另一方面，由于达赖喇嘛既是教主又是政府首脑，所以地方政府的许多日常事务是围绕着宗教活动来展开的，真正关心民生，关心民族发展，关心经济建设的人在政府中是没有多大作为的，必须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由行政专家来治理政府。
追溯其思想形成的根源，知情者认为，一方面，江洛金·索朗杰布在当时的西藏是一位少见的懂得国际事务的地方官员，他对世界形势和亚洲各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了解，深切感受到改革现有的西藏政体，造就一个自强自立、富民强兵的新西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愿意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其次，他身上确实有着大公无私，舍弃个人的官职、俸禄，宁愿损失个人的利益，也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那么一股精神，使他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成为西藏优秀知识分子的旗帜和社会改良运动的核心人物。
流亡印度
当然，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当时的西藏不可能有生存之地。江洛金·索朗杰布因卷入“旨在改革西藏政体”的“龙夏事件”，被流放到西藏东南部贡布孜岗宗。从那里，他和土登贡培一道逃往印度，在印度生活了长达10年。
在印度度过的10年是他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间结识了更敦群培、邦达饶嘎、苦奴塔钦等优秀的藏族知识分子，直至加入到“西藏革命党”，为推翻西藏旧有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时的江洛金·索朗杰布已经摆脱了简单仿效“英国制度”的想法，他们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藏文，并“一直拥有一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复制本”，他们的政治目标不只是对当时的摄政统治进行变革，而且要对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奴隶制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
据说，初到印度的江洛金·索朗杰布做过藏文教师，跟随更敦群培、巴布塔钦创作了随笔、诗歌等大量作品和《书牍轨范》等工具书，与曲尼旺姆合作将一些英文作品翻译成藏文，过着流亡的生活。
而在政治理想方面，他的“西藏革命党”同志更敦群培曾经指出：“必须改变这个政府（指西藏地方政府——作者注），削弱僧人的权力和影响，使人民接受教育，重新分配财产……。与此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当做出一种选择，抛弃旧社会中的消极面，保留对重建一个新西藏有用的风俗习惯和精神价值。”可以说，这也是江洛金·索朗杰布的想法。
然而，理想遭到打击，他曾经寄于希望的“西藏革命党”被查封，江洛金·索朗杰布离开印度回到拉萨。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他终于“等”到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智慧老人
晚年的江洛金·索朗杰布，成为国家的主人、建设新西藏的领导者之一，他的很多想法得到了实现。江洛金·索朗杰布的一生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藏族第一代留学生擦珠·阿旺洛桑有几分相似。
有学者认为，实际上，西藏的“对外开放”并不晚。1872年，在容宏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遣派120名平均年龄为12岁的幼童赴美国留学，是为中国留学生史的发端。过了39年，西藏地方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位留学生擦珠·阿旺洛桑。
然而，无论是擦珠·阿旺洛桑，还是后来派到英国的4名留学生，他们回到西藏并没有受到重用。查尔斯·贝尔在其《西藏今昔》一书中说：“擦瓦是个强干之人，因此他与西藏权势难免发生冲突。他在西藏极有影响，因为他是一名有学问的僧官。他对达赖喇嘛绝对忠诚，但对西藏的极端保守非常痛心，他指着肯尼迪上校的一条狗说：‘我的脖子上也套着一道圈。’”从后来擦珠活佛的遭遇来看，日本之行对他的一生是个悲剧。因为一个接受了外来新思想的人在西藏这个传统社会中是会落落寡合的。
同样，江洛金·索朗杰布在印度等地有长达10年的学习生活，开扩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是在旧西藏，他是一个被流放的“政治犯”，没有任何施展才华的天地，更谈不上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
只有在新时代，他和其他有独立思想和远大抱负的藏族知识分子得到彻底的解放，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才有机会在晚年为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应该说，这才是他们这代人特别感到欣喜和安慰的。
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那段特殊时期，作为一个有影响、有地位的藏族知名人士，在关键时候他没有做“骑墙派”，更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坚定地站在维护祖国、热爱祖国一方，选择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建设家乡的宏伟事业，并为之奋斗到底，再一次显示了这位智慧老人的智慧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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