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吐蕃摩崖石刻:唐蕃古道的路标

2014-09-15 09:33:0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距玉树州首府结古镇东32公里通天河西岸的群山间,有一条长约8公里的峡谷,也就是俗称的勒巴沟。从沟口的“古素赛麻”佛塔往里走不远,有一处古铜色的裸露崖壁,上面是一幅阴线石刻的《礼佛图》,据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遗迹。

  勒巴沟的摩崖石刻

  距玉树州首府结古镇东32公里通天河西岸的群山间,有一条长约8公里的峡谷,也就是俗称的勒巴沟。从沟口的“古素赛麻”佛塔往里走不远,有一处古铜色的裸露崖壁,上面是一幅阴线石刻的《礼佛图》,据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遗迹。
  
  《礼佛图》上,释迦牟尼袒上身立于仰莲座上,左手置胸前持一莲花,右手结施与愿印,身后有圆形火焰纹项光和拱形火焰纹龛门,上面刻有华盖。佛祖右手边刻有四个朝佛的人,依次是文成公主的侍童、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文成公主的侍女。松赞干布头戴吐蕃时期的塔式缠头,宽袍大袖,双手捧一只供奉用的钵碗。文成公主身披无领裘皮大氅,手捧莲花。四人神情肃穆,恭敬,显示对佛祖的无比虔诚。佛祖脚下,刻有老虎、豹、大象、鹿等动物,其意为六道众生齐来聆听佛祖讲经度化。《礼佛图》属盛唐雕刻造像风格,图中人物丰满,神态安详,以高矮大小相区别:释迦牟尼像高3.4米,松赞干布像高1.5米,文成公主像高1.3米,她身后的侍女像高0.9米。
  
  在礼佛图左侧不远处,一块青色石壁上雕刻有一幅《三世佛图》。画面中心为释迦牟尼像,手结转法轮印,半跏趺坐在双层仰莲狮座上。释迦牟尼左右两侧跏趺坐的是过去佛和未来佛,过去佛已经残毁。画面上部有四个合十交脚菩萨像,画面左下方为四个双手合十的牛头人身或人头蛇身像,是为天龙八部中的诸天。佛图右下方有一些古藏文刻字,据此可判断石刻是一件吐蕃时期的作品。
  
  在更深处的贝纳沟,摩崖岩壁上还凿刻了气势恢弘的大日如来佛等九尊佛像。
  
  盛唐年间,松赞干布慕大唐繁荣,向唐朝请求联姻。公元641年,唐皇李世民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与庞大的和亲队伍沿唐蕃古道进藏,唐蕃古道因而又被藏族人恭敬地称作“迎佛路”。
  
  文成公主的故事流传已久,然而,令学术界颇为遗憾的是,直至现在,对文成公主当年入藏的路线并没有确切的考证。通常认为,文成公主入藏走的就是唐蕃古道,然而,这条唐代以来连接中原及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的必经之路到底途经哪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考古考证。中外学者论及“唐蕃古道”大同小异,认为唐蕃古道就是唐蕃驿道,即公元7世纪至9世纪唐王朝与青藏高原吐蕃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道路,所依汉文文献不外唐蕃使臣往来及两次唐公主进吐蕃相关记载。大致线路为长安(西安)经兰州(今兰州)、鄯城(西宁)、截至桥(玉树县)、野马驿(聂荣)、閤川驿(那曲)、农歌驿(羊八井)至逻些(拉萨),全长3000余公里。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于2005年对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境内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5~2006年对松格玛尼石经城和照阿拉姆石刻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并发表了专业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2010~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早期石刻群,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总计石刻18幅。
  
  2013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赶赴石渠,对新发现石刻的题材、时代和价值等进行了认定。专家们确认这3处石刻群为吐蕃时期石刻。
  
  罗文华说:“这些石刻的发现为唐蕃古道沿金沙江流域的走向提供了资料证据,也为文成公主进藏路线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或经过四川。”

  作为路标的石刻

  此次新发现的3处石刻群中,须巴神山石刻群是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
  
  须巴神山石刻群位于长沙干马乡乡政府西侧0.5公里的须巴神山东面山脚处,现存石刻14幅。石刻群紧邻公路,集中分布在山脚平整的石壁以及散落的大石上。这里的石刻保存较好,大多是阴线刻,仅两幅采用了减地浅浮雕的技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婷介绍,第一幅石刻为侧身站立的半身人像,头戴高筒冠,两股发辫垂于胸前,耳根处用发绳系成结,身着长袍,是典型的吐蕃时期贵族形象。该像有圆形火焰纹头光,手持长茎莲花,应为菩萨,是石渠地区首次出现身着吐蕃贵族服饰的菩萨形象。第7幅上部中央为佛像,其下8排是古藏文题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老师对此进行了释读和转写,认为是极少见的完整的吐蕃王朝时期镌刻的赞颂佛像的赞颂诗,弥足珍贵。第5幅为4排古藏文题刻,第一行出现了“赞普赤松德赞父(子)”,内容是祈愿赞普(注:吐蕃君长的称号)圣寿绵长,国政兴盛,使众生得到幸福和解脱。第11幅为阴线刻的飞天像,头戴高筒冠,身披披帛,下身着裙,手持带茎莲花,腰部两侧有大型翅膀,身体呈“之”字状,下身隐于翅中。“这样身着吐蕃式服饰的飞天形象在吐蕃图像中鲜有发现,既是重要的图像资料,也具有吐蕃佛像图像本土化的典型特征。”罗文华说。第13幅为12排古藏文题刻,在去年5月的调查中,中国藏学中心的熊文彬研究员现场释读时,又发现了“赤松德赞父子”的内容。第7和第13幅古藏文题刻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能够判断雕刻于赤松德赞时期,即8世纪末至9世纪初。

  “这些人物都是吐蕃样式,这种样式从敦煌壁画以及西藏仍保存的石刻、壁画中都能找到。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的资料中,较少有古藏文题记,为文物遗存的断代带来了一定难度。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等较少文物点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成为研究吐蕃石刻和造像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四川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头像和古藏文的重要资料。”罗文华表示。
  
  专家们认为,此次考古重大发现对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考证提供了新资料。文成公主当年的进藏路线到底是哪条?长期研究唐朝文化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说,唐蕃古道从长安出发,传统观点多认为经过兰州、西宁,后到那曲,再到拉萨。唐蕃古道是唐朝和吐蕃往来的官道,这条通道沿途有驿站设施,但玉树经那曲至拉萨一线至今未发现吐蕃时期的遗迹存留。而近20年来,在藏、川、青一带吐蕃佛教造像多有发现,从青海玉树至四川石渠,再至西藏江达、察雅、芒康,南北贯通,更有林芝米瑞第穆萨摩崖碑铭、工布江达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东西呼应,形成了一条与唐蕃古道并存的佛教传播路线。石渠县此次新发现的吐蕃石刻说明,唐蕃古道这条传统线路以南,唐朝与吐蕃之间也许还有另外的通道。
  
  “唐代,中国境内有两大政权,唐朝和吐蕃。丝绸之路带来了大量财富,因此对河西走廊的争夺成为双方多年争战焦点。文成公主远嫁是唐蕃之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围绕这个核心产生大量问题:唐蕃之间以什么道路沟通?通常的说法是经日月山进西藏,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即使到了近代,依靠马队穿越唐古拉山进西藏也是件困难的事。”罗文华推测说,“吐蕃是游牧民族,青藏高原地广人稀,从吐蕃入唐朝,往往一走就是大半年,松赞干布一定会选择一个既适宜安营扎寨又能放牧的地方,所以他选择的道路一要靠水,二要能放牧。如果这么考虑,理想的选择是沿金沙江走河谷地带,地势平缓,又靠近草原。到了冬天枯水季节,还能跨越金沙江。”
 
  罗文华将吐蕃石刻比作路标,在他看来,石渠县发现的吐蕃石刻和在勒巴沟发现的石刻有惊人的相似性,而如果将发现石刻的这些地点以及文成公主庙联系起来,说明从玉树往南可能有通道。“问题在于,这两条道路是否相连?现在是连着的,那么过去呢?这究竟是一条路还是两条路?”
  
  “此外,横断山一带三江汇流形成的南北走向大河谷,也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通道,甚至成为民族大走廊。从这点看,石渠及周边像一个丁字路口,从这里向西走也有可能到达。”
 
  张建林认为,这些石刻群表明,石渠县也是唐朝与吐蕃交往的交通通道经过地之一,可能是一条佛教传播之路,也可能是运兵之路,或是商路。
  
  根据石刻的题材全部为佛教内容,相对应的祈愿文也都跟佛教和为赤松德赞祈福有关,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什么人会经过雕刻石刻群的石渠县?为何石刻的祈祷对象不是自己家人而是赞普?罗文华推测,这些石刻的作者很可能有官方背景,而这条道路也势必是官商常行的通途。从而证明石渠历史上至少是唐蕃官道中一条不为人知的辅助线,甚至还可能会是文成公主进藏百年后的一条进藏主线。

  从已发现的石刻风格看,石渠县境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部分雕刻具有典型的尼泊尔艺术风格,但令不少专家困惑的是,到底是尼泊尔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文化,还是从长安来的汉文化影响了这一地区?难道这一地区的雕刻是典型尼泊尔艺术加上吐蕃艺术并由汉族工匠完成的杰作?
  
  “此次石渠的新发现再次证实了以胎藏界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信仰在藏东地区的流行,而大日如来八大菩萨的组合与敦煌的模式并不完全吻合,因此,许多学者将这种信仰与敦煌直接联系起来的观点应当更为慎重。其风格固然与敦煌帛画有诸多相近处,而这种共同的风格来源与尼泊尔造像有显而易见的近缘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共识。”罗文华认为,尼泊尔艺术风格并没有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国的先例,这是否说明,这种风格极有可能通过西藏影响到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尼泊尔艺术不仅推进到拉萨地区,而且透过吐蕃向东的活动一直传播到今天的藏东地区。
 
  “在雅砻江上游长沙贡马乡发现的摩崖石造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其风格和主题与远在西藏昌都的摩崖造像惊人的一致,即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两河流域广大区域内,存在着一种以尼泊尔风格为主,融入吐蕃元素(如翻领大袍、筒状缠头等),吸收汉地特征的艺术传统,准确地说,这些摩崖造像实际上是汉地、吐蕃和尼泊尔样式的混合,是汉藏两族的工匠共同创作的结果。”罗文华说,“石渠的新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并将我们的目光从金沙江流域转至雅砻江流域,将单纯的敦煌、吐蕃的相互影响模式转向更复杂的尼泊尔、吐蕃、汉地三地互相交流模式。对这些造像的研究再次证实,藏传佛教艺术的交流从早期开始就已经在东西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这正是造就吐蕃艺术面貌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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