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 自治区党委、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了到本世纪末西藏扶贫攻坚的奋斗目标、基本思路和主要措施。到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7年 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郭金龙在会上讲话。他说，要抓住重点，带动全局，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要高度重视农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大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切实做好农资供应和农畜产品的收购工作，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坚持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努力为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做好物价调控工作，财税和金融工作，市场工作，理顺分配关系，进一步规范和整顿经济秩序，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扩大对外开放，搞活经济贸易和横向经济联合。
1996年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在拉萨召开 会议指出，区党委1996年要做好五项工作：一、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确保社会局势的稳定；三、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认真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五、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群关系。
1994年 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会议由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江措主持。自治区副主席杨松传达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关于1994年经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关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关于深化企业改革问题；关于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问题；关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关于银行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问题；关于价格改革问题；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关于加强改善宏观调控等10个方面的内容。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这个主题，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今年全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讨论修改了几项大的改革方案。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增强对改革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以改革总揽全局，创造性地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杨传堂作会议总结发言。
1992年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牧业和农牧区工作的决定》 《决定》主要内容是：一、80年代农牧区工作回顾和90年代的主要任务。90年代，西藏农牧业和农牧区的主要任务是，农业总产值达到28.5亿元（按90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产量达到7.5万吨，肉类产量达到12.9万吨，奶类产量达到22.5万吨，农牧林各业和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全面发展。农牧民人均收入800元。总的奋斗目标是，在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的基础上，稳定地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并逐步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消费进一步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较大改善。二、稳定和完善党在农牧区的基本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继续稳定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三、继续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四、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搞好重点开发。五、广泛深入地开展农牧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六、切实加强农牧区基层组织建设。七、切实加强党对农牧区工作的领导。
1988年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在区人大四届六次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对1987年自治区政府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回顾，并对1988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工作进行部署。《报告》指出，1987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7.3亿元，粮食总产量达48.5万吨。全区工业总产值1.7亿元，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1.5亿元，农牧民人均收入355元。
1987年 热地、丹增在全区地市机构改革座谈会上讲话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丹增在全区地市机构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地市机构改革之后，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要加强领导，各地、市委、行署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始终亲自抓改革。加强领导的重要一环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2)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思想、作风、方法上来个大的转变，以改革的精神搞改革，尽快适应机构改革的新形势。(3)在机构改革中，各级领导班子和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地、市机构改革方案一经出台，就要坚决执行。对机构改革中的不正之风和纪律松弛现象，要采取整顿纪律的办法加以解决。(4)要发扬民主，改变工作作风。在拟定地、市机构改革方案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5)地、市机构改革工作要及时与自治区通气联系并注意总结经验和存在问题。(6)切实抓好1987年的其他各项工作，做到改革、工作两不误，以改革促工作，以创新、改革、实效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办好几件实事。
1985年 自治区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区党委常委决定，在原自治区党委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合并的基础上，成立自治区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区党委、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全区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工资改革的工作任务。
1984年 张贵荣不幸牺牲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在山南地区视察边防建设时，因劳累过度，冠心病发作，不幸牺牲在艰苦紧张的战斗岗位上。军区党委2月22日作出决定：号召全区部队学习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1979年 西藏提拔近百名工程师、技师和助理研究员 新提拔的这批技术人员都有广泛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95%以上是解放后17年中从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
1976年 巴桑、央宗在北京参加追悼周恩来大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委员巴桑，加查县先锋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候补委员央宗在北京参加了追悼会。
1965年 西藏工委传达中央关于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迅速开展四清运动 工委在全区农牧业生产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简称23条）。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全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即迅速开展了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
1964年 西藏工委发出《关于当前我区面上工作的八项规定》，对开展阶级斗争进行控制 《规定》中说，当前我区农村，如何开展阶级斗争（包括三大教育，揭露达赖叛国罪行，打击农奴主阶级反攻倒算、破坏、复辟，组织贫民团，建立与健全基层党政组织，整顿互助组等），尚在试点阶段，在面上要作必要控制。为此，对面上工作作出了八项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三大教育可进行；揭露达赖叛国罪行的宣传非经县委指定干部的不要进行；非经县委批准并指定的干部不得擅自开斗争会；非经分工委批准不得捕人；不得擅自组织贫民团；非经县委批准不得擅自撤换基层干部和清理党团员。
1960年 中央批复工委《关于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肃清残匪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等两个文件 中央批复原则上同意这两个文件。并指出“由于西藏地区的特点，如地处边防，宗教影响较深，社会情况复杂，民族隔阂尚未完全清除，反动势力仍在某些边远地区活动等，再加上我们清剿叛匪和民主改革的进度各地也不一致，因此，在制定政策界限、打击对象和工作步骤上，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分期分批地去进行”。
中央指出：在已经完成“三反双减”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着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挖掘潜藏的特务分子。对于反动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不要不加区别地一律打击。应主要打击那些图谋反攻倒算、进行非法活动的人。在尚未完成“三反双减”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着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反革命的骨干分子，以及破坏群众运动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已经暴露出来的特务分子。在正在进行或者准备进行军事平叛的地区，应该根据平叛政策，着重打击现行的叛乱分子。
中央指出：《关于捕、关、管、训政策界限的几项暂行规定》，可以作为工作中的依据，在具体确定捕、关、管、训的对象时，各级党委应注意掌握。应当注意充分依靠藏族群众和坚决打击叛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革命的骨干分子，对于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只要民愤不大，而又不作现行破坏活动，可以暂时不搞。中央最后指出：关于藏族罪犯的判处死刑，应一律由西藏工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后再执行。
1950年 朱德就军事工作致电毛泽东 他在电报中建议，在进军西藏的同时，与西藏接壤的新疆、青海、云南、西康四省，也应调部分部队进军，这样即可与西藏联成一片。
1950年 刘伯承、邓小平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部分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央指示，布置进藏工作 刘伯承、邓小平于1月7日电告刚刚打罢成都战役、回师川南的第十八军主要领导干部及各师主官1人到重庆受领新的任务。1月15日，刘、邓向到达重庆的十八军军师领导干部，下达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刘伯承指出：“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的。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但是，美、英等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故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是党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事业，十八军担任这一任务是极其光荣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进军西藏任务。”他还指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人手，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也可能引起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他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同时，（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这些思想，后来西南局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