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茶杯里的“革命”

2014-05-04 08:00:3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任大刚

茶的特殊性,在于它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全世界唯独只有中国南方山区出产的健康饮料,随着饮用它的各国各地区人民纷纷“上瘾”,这种饮料的内涵已经演变成一种战略物资。


  春季,茶客们免不了嘟嘟囔囔叨念一番“明前”、“雨前”。在这个时代,茶叶已是一个很边缘化的话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曾经是一种异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茶的特殊性,在于它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全世界唯独只有中国南方山区出产的健康饮料,随着饮用它的各国各地区人民纷纷“上瘾”,这种饮料的内涵已经演变成一种战略物资。

  北宋时期,参照“盐引”制度,蔡京对茶叶销售实行改革,建立了茶引制度——茶商先到政府部门交税领引,再由茶园种植户在茶引上批注色号、斤重、价钱,才可以起始贩运。运输途中,政府还要设关严格检查,严禁私自贩卖。销售完毕,茶商也须在茶引上批填数目,上缴政府核对。通过茶引,对买卖地点进行严格控制,成为明清两代茶政的基本特点。

  到了明代,茶叶分为三种,一种是官茶,是放在陕甘等地与西番交换战马用的;一种是商茶,由茶商领引缴税行销;还有一种是贡茶,主要供皇上享用。茶叶贸易由户部统一管理。

  清承明制,清廷在茶马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茶马比价由清政府自行确定,12篦(1篦为10斤)可换上等马1匹,9篦(明7篦)可换中等马1匹,7篦(明5篦)可换下等马1匹,比价明显高于明代,更多体现了一种怀柔远人的策略。

  但随着政局逐渐稳定,战马需求下降,自营牧场和马场的建设也已收到成效,而游牧民族对商品种类的需求大大增加,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不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起于唐代的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之相应而兴起的,是内地和出口市场大大拓展。

  反映在茶引发放上,浙江最多,达到14万引(每引定额100斤,外加14斤的途中消耗);其次是四川,康熙五十八年为64098张,嘉庆时期增加到130345引;再次是安徽,也有8万余引。其他产茶省份,则数百到万余引不等。

  外贸方面,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1833年间,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占出口总货值的60%左右,年均达40多万担,这还不包括从陆路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输入商品中,除了鸦片,能够打进中国市场的屈指可数。这种贸易格局,导致国际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且事实上,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出口的上风仍可以使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基本弥补了因鸦片进口而造成的大量白银外流。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入总计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相当于同期海关出口税收的55.4%左右。茶叶的战略地位摇身一变,从茶马贸易转换为对外贸易。

  英国人无法忍受中国“一茶独大”贸易格局。除了加紧输入中国人喜爱的鸦片,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通过派人到中国购买茶籽和茶苗,访求栽种和制茶专家,并雇佣(一说绑架)中国茶师到印度传授技艺,以及发明机器制茶的方式,使印度茶叶的产量和质量迅速上升,经过诸番努力,“绵亘二千里,茶树成林。”中国茶叶在与印度和锡兰茶叶的竞争中,迅速落败,出口值在全国出口总值中的比例迅速降到40%~50%;到19世纪最后10年,已降至30%以下;至1905年,更降至11.2%,1913年,降到8.4%,只有丝绸的三分之一。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一个庞大产业迅速衰败,堪称一场“革命”。

  对中国茶叶的衰败,论者认为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生产技术落后,墨守成规。而印度、锡兰等地,一片茶园就是一座大农场,分工合作,多年培育出的乔本茶树比中国灌木型茶树的味道更为浓香。中国仍采用古老的人工方式,落后的制茶技术和原始的设备,影响了茶叶品质的提高。

  二是营销不力。清政府没有茶叶出口专门管理机构,中国茶叶全部出口业务由洋商一手承揽,商人自行向洋商出售茶叶,彼此竞相压价,茶叶出口价格受洋商控制和盘剥。此外缺少先进的运输工具,延误了茶叶交易的最佳时机,造成经销茶叶的亏损。在营销方式上,日本政府从促进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出发,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措施,严格控制质量标准。由于措施得力,在1897年美国实行《禁止粗劣各茶进口条例》与《整顿进口茶叶查验章程》时,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茶叶量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中国出口茶叶中竟然出现了伪劣产品。

  三是出口税收过重。据1901年统计,茶叶的厘税和出口税加在一起,约占茶叶价值的百分之四十。这无疑加大了茶叶的生产成本。在其他国家中,茶叶出口贸易则采取了减免税的办法鼓励出口。中国茶叶税捐之重,与其他产茶国根本无法相比。

  四川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茶叶贸易制度与内地省份相比,有其共性,也有不同。

  四川的茶引分为三种,一种叫“边引”,用于销往川藏边界和西藏,一种叫“腹引”,限定在四川腹地销售,一种叫土引,是销售给土司的。如果茶农的茶叶没有销售完,还可以向政府申领“余引”,继续销售。

  光绪年间,三种茶引的分配为:腹引14227张,边引84027张,土引16494张,茶课茶税每年为71830两。边引和土引占比非常之高,腹引不足,尚需两湖、闽浙和滇茶接济。表面上看,税额占比很小,但据重庆海关的报告估计,每年销往西藏的茶叶,案值450万两,养济民生意义不小。更重要的是,茶叶对藏区人民来说,也是一种旺盛的“刚需”。清廷把川茶看作节制藏区的战略武器。控制了对藏区的茶叶贸易,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西藏地方。

  但是印度茶叶的崛起,迅速打破了这种控制格局。更要命的是,印度茶叶在世界市场的崛起,恰逢川茶的衰败。川茶的衰败,与上述全国性的茶业衰败原因大体一样,比如茶叶采制不精,质量参差不齐。此外,也在于四川茶商开始把树叶掺杂在茶叶中,引起藏区人民的痛恨,川茶声誉一落千丈。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规定,百货免税五年之后,允许印度茶叶入藏。

  市场的开放,使川茶在藏区的地位很快被印度茶叶取代。为了抵御印茶,清政府一面打破成例,允许茶种入藏播种,同时组织出产边茶各县茶商集资50万两,成立边茶公司,对边茶的产、运、销统一经营管理,以图增强竞争能力。这一官督商办企业在清廷覆灭之前,每年已有三四十万元盈利。

  更为严重的是,川茶的落败,使英国势力以茶叶贸易为先导,顺理成章侵入西藏。西藏与川滇唇齿相依,设若西藏不保,川滇则失其屏障,英国势力侵入我国腹地易如反掌。这一险象让清廷感到极大震动,于是改弦易辙,经营川藏,以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应援西藏,并进而经营西藏,以挽救西藏危局。这是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而要加强川藏关系,必须首先经营川边藏区。为此,清廷付出了相当的政治努力、经济投放和军事代价,换得西康建省条件基本具备。

  但是,大队清军驻防川边,使四川内地防务空虚,实为保路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便利。1911年8月间,荥经、天全、芦山等川西各县同志军也举起义旗,围攻雅州城(今雅安),阻击清军,从这年七月至九月初旬共四十余日,无一兵弁驰援成都襄助总督赵尔丰对付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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