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怀念三位故友

2014-12-22 14:31:48   来源:《中国西藏》2014年第6期   作者:文·图/班丹

进入21世纪之初,我相继失去了赤来加措、达瓦次仁和加央西热三位老师级朋友。他们三位都是读书做学问、著书立说的人,在西藏文学艺术界颇有名气和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初,我相继失去了赤来加措、达瓦次仁和加央西热三位老师级朋友。他们三位都是读书做学问、著书立说的人,在西藏文学艺术界颇有名气和影响。特别是加央西热以长篇纪实散文《西藏最后的驮队》问鼎“鲁迅文学奖”,为沉寂多年的西藏文坛争得了荣誉,唤醒了一拨矢志不渝为西藏文学的振兴而孜孜以求,却疏于文学自觉意识、自身素养和客观因素而未找到有效出路的文艺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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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来加措。

  赤来加措为西藏翻译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赤来加措年长我十一、二岁,我管他叫觉赤来啦——赤来大哥。这是我对他的一种亲热的尊称。

  我对赤来大哥的过去可谓一无所知。只是性情豪爽、耿直的他,把他不为别人所知的一些事情断断续续地讲给我听过。所以,我知道他曾喂过猪,养过鸡,当过民工,干过木工活,插过队,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供过职。他生前的确切身份很难确定,但就长期从事的工作及其主要成果而论,说他是翻译家大致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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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来加措著作(与人合著)。

  我跟他共事七八年。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成熟、乐观、真诚、厚道,有浓厚的生活情趣。他堪称是一位天生的语言大师,有语言天赋,像功底深厚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说话总是那么幽默、诙谐、风趣而又不失生动形象。他善于讲笑话,编顺口溜,给人送雅号(从不给人起带有侮辱性的外号),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且富于文化底蕴和内涵,张嘴就来,脱口而出。曾有段时间,我们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翻译室为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半月谈》承担部分文稿的翻译任务,其稿酬在当时不算高,每千字只有二十余元人民币,平均每人每月一百来块钱。那时,恰巧他也吸点烟。当时我们吸的是二十一元一条的画苑牌香烟,用那点稿酬买几条画苑牌香烟绰绰有余。一天,我们在办公室正忙不迭地翻译一个急件。当大家都感觉又累又着急的时候,他停下笔,递给我一根烟,他自己不紧不慢地点上一根,悠然地吸着,环视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腾地一下站起身,冒出几句快板式的顺口溜来:“《半月谈》里出画苑,抽起画苑精神爽……”只要与他在一起,你就不愁听不到有趣的事情和笑话,常常逗得我们几个同事笑得合不拢嘴,伴着朗朗的笑声完成工作任务,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滑过去。

  一次我问他,您说话总是这么风趣,是怎么练就的?他微微一笑,不假思索道:是在东嘎插队时吃蚂蚁吃成的。原来他在农村插队时,在一个月夜与同伴一起去浇地,浇地间隙煮了一锅帕土(面疙瘩)。在做面疙瘩时,他们把捏好的面疙瘩摊在报纸上,等全部捏好了,呼噜一下倒进锅里煮。当面疙瘩煮熟后,吃进嘴里发出嚓嚓的脆响,那声音煞是好听。他们只顾着吃,谁也没有在意是什么东西在发出悦耳的声响。到第二天把剩下的半锅面加热的时候,才发现里面黑乎乎一片,净是夜里潜入面疙瘩里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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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合影。(左起第五为达瓦次仁)

  作为翻译界的前辈、老师,他苦其心志,累其筋骨,孜孜以求地博览群书,采撷知识,汲取养分,不断探索、琢磨翻译技巧,提高业务能力。他对待工作,可谓十分严谨,认真有余,一旦较起劲来,我这个总喜欢跟人较真的人也争不过他。有时为一条新名词术语的翻译、名词的构成和语法文法的使用,甚或为一些无关紧要的标点符号与我持有不同观点,从中磨擦出知识的火花,折射出思想的光芒和献身事业的韧劲。作为尊长,他经常劝我,应该正确对待人生,处理好事业、生活和家庭的关系,丢掉书生气,能够真正成熟起来;作为同事,他以自己的人格、思想和言行打动我,感染我,影响我,促使我在事业上奋起直追,勇攀高峰;作为朋友,他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成就一番事业,时不时地提醒我万万不可荒废学业,虚度年华,枉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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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次仁译作。

  赤来大哥曾不止一次真诚地告诫我说,人活一天,就得有活一天的打算。作为事实上的朋友,他生前没有给我买过一盒香烟、一瓶酒。倒是给我买过不少书籍和治疗心脏病、胃病的药品。一次他到上海探亲返藏时,给我带来了一盒速效救心丸,让我头一回知道了还有这么一种立竿见影的心脏药。一次他从北京给我买来了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还给我带来了贾平凹的《废都》等书籍;售价168 元/ 本的《东嘎藏学大辞典》一经出版面世,他就在第一时间赠与我一本,非但分文不取,而且十分爽快地对我说,你是做学问的,又喜欢写作,我应该支持你。你能取得成果,就是对我的最好的回报。令我永世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03 年初夏,即在他撒手西去前几个月的某一天,他为我撰写翻译学术论文提供急需资料,鼓励我写出最具份量、最具价值的论文,争取参加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学术研讨会,为西藏翻译界争光。当我对他给予我的支持和勉励表示感谢时,他说,我给你的资料别说是破损了,就是丢了也无所谓,我绝不在意,因为你是当今年轻藏族干部中少有的读书人之一。

  没过多久,我的论文《琐议〈仓央嘉措道歌〉篇名、几首道歌的译文及其它》一文,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脱稿,经自治区语委严格筛选,入围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并获得一等奖,为西藏翻译界特别是为阿里地区编译室争得一份荣誉。遗憾的是这一消息大哥全然不知。更为遗憾的是我还未能拜读完他与别人合作编写的藏族翻译学专著《藏族翻译史及历代译师传略明鉴》一书,没有来得及向他交流读后感,说声“您为西藏翻译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就犹如西沉的太阳,溘然长逝了。

  我钦佩达瓦次仁老师的汉语水平

  达瓦次仁老师,是我对他的尊称。

  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人,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特别钦羡他的学识,尤其是汉语文水平、翻译水平以及高超的藏文书法技艺和漂亮的汉文字体,以及音乐造诣和对电脑的通晓,钦羡到了几近跪拜的地步。仅就汉语文而言,他好比是我努力的一个终极目标。

  在认识这位多才多艺的藏族文化人、翻译家之前,准确地说,在他离开北京国家翻译局调入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之前,我就对他的为人及学问有所耳闻,也知道他1945年出生在西藏定日,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供职。还听说他有个汉族名字,叫做李亮。他以其精湛的翻译技艺、严谨缜密的翻译学术风格和独特的书法功底响誉区内外。

  他给我们留下了《藏族简史》、《入菩萨行论》、《佛子行》等重要译著(藏译汉),《汉藏翻译理论大纲》、《< 因明正理论> 详解》、《藏文美术字帖》、《汉藏翻译若干问题》等重要论文;他参与了《藏族的文字与藏文书法宝典》的撰稿工作,为抢救几近失传的象雄文字体,收集、临摹、书写散存于民间的各种藏文字体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设计的六种完整的藏文乌钦体字体通过了国家的验收;他还编写、出版了一部藏语敬语词典。

  据我所知,达瓦次仁老师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或习惯。连饮食也随大流,除了对土豆情有独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世上纵然有数不清的山珍海味,但我最最钟爱的是土豆。我不稀罕满汉全席,可不能没有土豆。一次,他到内地出差,临行带了一包煮好的土豆。在飞机上用餐时,他没要乘务员端来的盒饭、水果啥的,偏偏拿出那包土豆吃起来,还把土豆递给邻座的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赴内地演出的几位女演员吃。一开始,那几位女演员直觉得好笑,并不领情。可他一再热情地把土豆塞到她们手里,“逼”人家吃,弄得她们抹不开面子,只得接过去吃,结果吃得一个不剩。

  有一次达瓦次仁在路上碰见我女儿放学回家。他对我女儿说,你上学很累,但你必须用功读书,因为你爸爸妈妈很辛苦,把你拉扯大不容易。说完,硬是给她十元钱,叫她买零食吃。还托她给我捎来话,叫我到他家坐坐。

  天赐良机,何不把握住。走吧,到达瓦次仁老师家坐坐,看看他在家究竟是怎么做事、怎么忙活的,也就是亲自去领略只属于他一个人的那一隅生活场景和与众不同的生活状态。我一边给自己下命令,一边往布兜袋里装岗巴土豆。

  我一手拎土豆,一手牵着女儿的小手,愉愉快快地奔达瓦次仁老师家去。

  师母给我们开了门。进了屋,她热情地给我们让座,倒水,拿糖果,夸我女儿长得漂亮、乖巧。

  达瓦次仁老师给我们打了个招呼说,请坐,马上就完。

  毕竟是单位周转房,小小的客厅除了是客厅,还是个工作室。一进屋,我就想起了一句老掉牙了的话:风景这里独好——电视里正在播放“西藏新闻联播”;被达瓦次仁老师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电脑里一组方块字正在悠然飘舞;从一个角落传来曼妙的外国音乐;摊开在案头上的两沓大稿纸上面,静立着出自老师手笔的苍劲有力的钢笔字。

  我不清楚达瓦次仁老师到底在做什么,是用电脑在写东西呢?还是左右开弓在两本稿纸上同时写着不同内容的文字,抑或是在听音乐、看新闻?或是同时做好几件事?但我很明白他无疑是在做事儿,做他乐意做且很有意思的事儿。

  “知我者班丹也。你怎么知道我正想着土豆呢?哈哈哈……多谢了。”

  师母很快准备了几样菜。平时几乎不沾酒的达瓦次仁老师特地陪我喝了两小杯。

  吃完饭,达瓦次仁老师听着歌曲《重归苏莲托》,给我讲音乐,讲国民的音乐素养和外国人的有何异同;给还只是个初中生的我的女儿讲学习英语、掌握电脑的重要性。

  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里,也是唯一的一次。

  记得1997年夏季,他得知我因病住在自治区藏医院住院部,便带着水果来看望我。几句简短寒暄过后,他平静而真挚地对我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还很年轻,有病就应及时治疗,万万不可拖延。”然后跟我讲如何调养,怎么做到七分养,三分治,娓娓道来,句句在理。讲着讲着,话锋一转,谈起了翻译、写作、书法、音乐等等,他还特别隆重地跟我提起了藏西阿里之西部札达——象雄文化、古格遗址、托林寺,令我心驰神往。巧的是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哪本刊物上,我读到了他用汉语创作的有关札达的散文,给人以无限美感,尤其是他娴熟自如的语言令我震撼。无形当中,引起了我对札达那片土地的进一步向往。

  2000年年底,当达瓦次仁老师得知我到阿里地区工作后,便特地到我家,就我到那里后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保养好身体、体察民间疾苦、体验底层生活、关注阿里历史文化等,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仿佛我背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要远赴地球的另一端。

  那年我从阿里回到拉萨办事。一天,我跟妻子到拉萨市第八中学附近馒头店买饼子,在那儿与他邂逅。他推着自行车到那儿买馒头。我一见他,鼻头涩涩的,感觉很不舒服——他明显消瘦了下来,头低垂着,形容憔悴,谈吐已无昔日的神采,看上去,一副病魔缠身的样子,令我十分揪心。但又不便直接问询他身体是否欠佳、是不是患上什么重病。

  后来,一次我从阿里出差到拉萨时,因想念他,准备登门拜访,便向人打听他们的新居。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已驾鹤西去。想来,那次在拉萨市第八中学附近馒头店与他相遇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加央西热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生命

  “加央西热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生命。”这句话,无疑表达了人们对他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和祈望他的精神走向永恒的美好愿望。我希望,而且他的生命的确在众多喜欢他的人们,特别是他的读者心中延续着,他的精神也在后人心中升华着。他像白云,在我们头顶飘舞,像小草,在我们眼前摇曳。

  认识加央西热比认识达瓦次仁老师早很多年。尽管他比我大四岁,但我从来没有按我们前、后藏地区素有的习惯喊过他一声大哥, 也不曾称呼他老师,而是十分随意地称他为加央啦。我们相互间把对方视作信得过的人,我向他暴露自己的所思所想,把他当作自己步入文学殿堂的老师、生活的楷模、做人的榜样。每每聆听他一如淙淙溪流,一点一点浸漫人心的话语,使我深感亲切。他以年龄上的大哥和创作上的先行者,对我讲述生活中的他和创作中的他,总是让我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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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西热。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加央西热就活跃于西藏文坛。他是以诗步入文坛的,并获得诗人桂冠的。

  犹记西藏文学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击全国文坛那会儿,扎西达娃、色波、加央西热、央珍、嘉措这些本族作家、诗人的大名,总是如雷贯耳,每次读到他们,尤其出身牧民家庭的加央西热的作品,我在被作品本身打动之余,想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跟他同是纯正的藏族人,我们在同一片高原蓝天下生活,生长环境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牧区和农区有所不同,那也仅仅是海拔高度不同,生活习惯略有差别,而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多大差异。这个长时间困扰我的问题,促使我在80年代至90年代较长一个时期,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加央西热等本土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并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创作之路,为日后用汉语写作做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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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西热作品。

  对于我的汉语功底的提高,特别是汉语写作能力的培养,加央西热给予我的间接刺激无异于达瓦次仁老师。为使自己能够像他们那样,自如地驾驭汉语文,我便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拼命看书学习,奋力让我只有高小水平的汉语有个飞跃性的提升。有了本土作家、诗人,尤其是加央西热的汉语作品,也便有了我的汉语处女作。时隔几年后,我写出了篇幅稍微大点、有那么点厚重感的短篇小说《死狗·寻夫者》、《蓄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尽管这些东西十分粗糙、稚嫩。但之于我意义非同小可,因此,我在感激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张秀华,扶我走上汉语文学创作之路的金志国、色波、次仁罗布、刘醒龙等热心编辑的同时,也一直在默默地感激加央西热等出道较早的、能用汉语搞创作的纯正的藏族作家、诗人。

  他在心里承认我是他的好朋友,就像我打心底里把他看成是我难得的良师益友。一天,单位里的一位同事跑来敲门,把一本题为《西藏最后的驮队》的新书塞到我手里,说是自治区文联的人送来,让转交给我。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出口,就急着翻了起来。翻到扉页,几行滚烫的汉文钢笔字钻入我的眼帘——

  “送给:

  班丹先生,请多指教。

  加央西热

  2004年3月18日”

  我为自己喜得一位在西藏文坛驰骋多年而成就斐然的作家,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的宠爱和赠予作品而激动不已。我带着对作者万分崇敬、景仰的心情,连夜赏读起《西藏最后的驮队》。这本书把我领进了一隅完全陌生、精彩的驮盐路。我用眼睛体悟字里行间所展示的牧区独特的生活,用心灵感受作家对牧区生活的别样表达和寄予生养他的那片羌塘高地的至爱之情。

  当我的双眼贪婪地扫向“后记”时,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不堪,面颊被泪水打湿,先前的阅读愉悦感荡然不存——“驮盐,对于我来说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假如,有一天我不写东西了(也许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那我一定是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以透支生命的勇气成就了他多年怀胎的“儿子”、“亲骨肉”:一部伟大的作品——《西藏最后的驮队》。使他蜚声文坛的也许是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西藏最后的驮队》,但成就他辉煌一生的一定是生养他的大草原和他对大草原的感恩情怀,以及他为此付出的一切努力。

  由于较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一天我给文联的一位同志打电话,询问了他的病情。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跟我说,“他已经没了。那么好的一个人……”一位站在人类的高度,带着深厚的情怀活在人间,把情感藏在诗中、把思想埋在小说里、把诗意揉进驮队行走间的诗人、作家,从此离开了尊敬他、喜欢他的人们。我真诚地希望有来世,并希望加央西热转世再来,继续用心灵描叙他深深爱恋的大地,及其大地上的人和事儿,树立一座又一座新的文学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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