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一位汉裔双语学者的成长独白

2014-10-22 09:42:40   来源:中国西藏   作者:索穷

西藏著名学者赤烈曲扎退休前担任西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西藏博物馆馆长。退休后受聘担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撰写出版《藏族翻译史论概要》等重要论著,以其特殊出身和独特贡献被认为是藏汉文化交融孕育的果实。


  到藏干校社教班学习,为进中央民院打下坚实基础

  我在藏干校社教班的学习提高很快,我在那里整整学了一年多。这时有消息说,达赖喇嘛要去北京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要组织一个参观团,参观团附设一个歌舞队,工委宣传部从社教班挑选一些小孩参加歌舞队,我被选为歌舞演员。1953年9月正式吸收我为参观团歌舞队队员,我从此参加工作了,开始发学员工资,我就把这些钱交给奶奶,她非常高兴,她的生活也从此好起来了。1954年6月,我们从拉萨骑马到昌都,从昌都开始有公路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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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访意大利时,与外国学者交流。

  前后算起来,我在“国立拉萨小学”学了五年汉语,在私塾学了两年藏文,在寺庙里待了一年多,虽然寺庙里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学经学了不少,要背呀。背书当时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但现在我翻经书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背的那些东西到现在都没有忘,还是有印象。总体上觉得社教班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我到中央民院以后一下子可以插到初二班,而且完全能跟得上。

  “国立拉萨小学”对我的启蒙很大

  在我上的几个学校中,“国立拉萨小学”大致跟当时内地的学校差不多,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校。它刚开始一二年级还有藏文课,我估计不少学生是汉裔的西藏人,听不懂汉语,一开始讲藏语有个对照就好理解,三年级以后以汉语文为主,还有算术、公民教育、常识等课程。公民教育主要讲国父孙中山的故事。星期一有个周会,要给国父遗像敬礼,念诵“国父遗训”;校领导交代这一周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安排,每天上课前在院子里升“国旗”、唱“国歌”才能进教室,我们的操场设在“联欢社”,大概位置是现在西藏群艺馆一带,“联欢社”的礼堂就是搞周会的地方,那里也是驻藏办事处搞各种联谊活动的场所,还有一个简易操场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联欢社”又是幼教班的所在地,解放军进藏以后第一个部队便民诊所就设在那里。

  “国立拉萨小学”还有“国语”课本(虽不是人手一册,我跟一个同学共用一部课本),不管是油印的还是铅印的,总之很重视“国语”教育,课本可能是从内地带过去的,像什么《三字经》,都要背。背完了要默写,四年级开始要写作文。还有普通常识,讲为什么刮风、下雨、下冰雹。但不光讲科学常识,还有一些哲理常识,所以它不叫科学常识。这些给我的印象是对小孩的启蒙有很大的作用。

  再就是音乐课,不见得讲多少乐理,老师用一个脚踏风琴伴奏教大家唱,把歌学会就行。

  讲个把小时,课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私塾提高了我的阅读和书写能力

  私塾我上了两年,私塾一般就是“根达”(相当于班长)和“遮架”(藏文字面意为“纠正”或“书改”)这两个人(他们都是由老师从学生中指定的),“根达”负责日常管理和纪律,“遮架”专门纠正你的书写字体规范与否,其特点是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抓得很紧,早晚注重念诵,白天用于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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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多地区拜访当地学者。

  寺庙的教学又是另一回事,你剃头受戒,穿了袈裟,他会给你一本厚书叫“曲觉布迪”,意思是平时要念诵的所有经书之汇集,要三五个月内背完,大经堂法会上念的就是这个经,如果师傅好有时候还会纠正一下,但很少。寺庙教育有个特点是到一定时候入寺僧人会很快分化为“拜恰瓦”即学经僧和一般僧,一般僧又包括艺僧、杂役僧等不同的分工层次。一部分人专心攻读佛经、考格西;一部分人慢慢会成为有着一技之长的一般僧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会成为唐卡画匠、木匠、雕塑匠、裁缝(缝制袈裟)等。那么如果是学经僧这第二步就要学习“堆扎”了,这是法相理论的必修读本,是因明学的基础部分,“堆扎”学完了要开始辩经。再往后开始学显宗、密宗等,由浅到深,一步一步地再往上走。

  社教班讲爱国主义,注重学习藏汉语言

  社教班的特色是第一条件相对俭朴。大部分人在房子里上课。我们这个班因为基础比较好,人数也比较少,是在林卡里头搭个帐篷,帐篷杆子上靠个黑板,大家席地而坐上课。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的学习态度非常好,积极性很高,这里头最大的收获是开始讲爱国主义,非常注重学习藏汉语言。所以我到中央民院一下子自觉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因为对党和国家已经有了认识基础。贵族的少爷小姐后来到社教班的也不少,大家都是小孩哪儿热闹哪儿去。我为什么坚持进社教班呢?人对社会的感觉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领悟,我刚讲解放军进藏我天天跟着看,给我的感觉很好。譬如给我看的《十七条协议》虽然是后来才完全明白,但是讲的很入理入耳,这里面有个比较,旧地方政府也经常在那里挂那个布告,那种命令式的东西很生硬的,人家没有这样,是一种协商的口气。第二是姓王的那位干部来家访,我奶奶非常满意,我自己也愿意去。再就是我的那些同学在社会部工作,他们的劝说对我起了些作用;第三,去那儿不用花钱,想给老师送个东西人家都不收,入私塾、进寺庙还得送点礼。这个社教班就像一个转运站一样,把愿意学习的社会青少年培养起来,一个个送到内地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旦去内地一切费用是公家包的,送往内地学习的也有不少贵族子弟,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结果是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包括不少贵族子弟。我经过在“国立拉萨小学”、私塾、寺庙的学校,懂得了一点知识,最后进入社教班学习,感觉更有味道,很容易接受他们阐述的道理。后来我们结束在内地的演出,问我们是回去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我说我坚决要留下来学习。

  我中央民院毕业后,到拉中教藏文当翻译

  在中央民院,我被留在预科一部学习。当时周总理有个指示,大意是少数民族没有文字的要创造文字,有文字的该规范的要好好规范。根据这个指示,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中央民院三家联合,要搞一个很大规模的语言调查,语言调查队成立之前要培训。1956年初,从预科一部调一部分人到语文系,专门学习语音学和语言学,为下一步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打好基础,大概学了一个学期半,除了学习理论,注重学习和训练用国际音
标记录语音。1956年底我们开始出发了,分了安多队、康巴队、西藏队,搞分区语言调查。

  结束在语调队的工作后,我到工委组织部报到,被分到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处长是多杰才旦,我给多杰才旦请求还是把我分到拉萨中学,我还是想学点东西。因为当时的拉中有几位西藏最有名的藏族学者,有些人的学问非常高,等于他们是我们这些小老师的大老师,这对我有吸引力,后来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布顿所著的关于解释量理的论述《量句义明显著》和希瓦拉所著的《入行论》等。

  在拉中,开始我有两项任务,一是校领导上政治课时当翻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二,我教藏文。当时我是年纪最轻的教研组长,底下都是一些资格老的地方政府官员,我属于工委干部。当时全国第一次搞教学改革,我带领一批年轻教师觉得藏文课光讲经书也不太合适,我想讲一点文章,对此学校很支持,于是我自己动手翻译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自己刻写、油印,没想到学生很欢迎,就一直贯彻下去了,要知道1959年以前是没有人敢这样做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这个对拉中的教学是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的,因为它是文化学习,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宗教教育。

  1959年初形势日趋紧张。看到情况紧急,工委叫我们停课,给学生放假,我们搬到藏干校。平叛之前的拉中生活就这样告一段落。

  1961年,工委要求所有学校都要恢复教学,我就重回教育岗位。

  系统学习藏文知识,推广藏语讲座效果好

  我可以说在学习上从来是不惜血本的。这时候我就有条件用国家发给自己的工资收入到社会上请一些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藏学知识。我到门孜康拜西藏著名的星相大师益西群培为师,从他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藏文《诗镜》上中下;向原社教班的老师钦绕维色老师系统地请教了藏语的《三十颂》和《音势论》等文法概要;向甘丹寺色宫活佛比较完整地学了因明学概论《量理宝藏》十一章等,这些对提高我的藏文水平帮助很大。

  此后,我又到文教厅教材编译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扫盲教材编写,承担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讲座,当时的区党委很重视在汉族干部中推广使用学习藏语文,藏语讲座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我到出版社以后从一般编辑到编辑室主任、社长、总编辑,重点图书我都在看,特别是关于祖国与西藏不可分割的历史书籍,我也写过论文,包括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历史功绩以及汉藏友情渊远流长的历史事实等。编写《汉藏对照词典》,我是牵头人之一,自己也承担了一部分词条,担任词典的审校工作。我们还出过一套小开本十册藏文扫盲读本,在当时的农村正在进行的扫盲活动中起到作用,受到没有文化的农牧民朋友们的衷心欢迎,这些
都是非常温馨的回忆。

  后来,慢慢的自己也写东西。我写《西藏风土志》,西藏日报社的蔡贤盛同志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们两个是作为中方编辑参加了中国和前南斯拉夫两国合作的第一个大型画册《西藏》,他写了一本《西藏游记》,我非常支持。我也零星发表了一些东西,文字可能差些,材料是真实的,他帮我理顺了文字以后很顺口很通俗,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大家都喜欢这本书,再三重印。参加大型画册《西藏》编辑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除了墨脱几乎把全西藏跑遍了,虽然曾经累得吐血,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

  撰写《藏族翻译史论概要》等论著获得全国翻译奖

  我最近几年搞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写作出版《藏族翻译史论概要》,这个反响不错。过去连“藏汉翻译学”这个概念都是没有的,但是我写“藏汉翻译学”也得从“藏族翻译史论”开始,一个“史”,一个“论”。这里面要牵扯很多很多资料,刚开始有些担心,而且我要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估计会有争论。这个我在整个学术领域里头翻了个儿,包括写苯教的内容,把苯教和象雄文化里有用的涉及语言文化的东西吸纳过来,有一个专章就是象雄和象雄文化,象雄是怎么来的,象雄文化是怎么回事。要全面了解西藏文化你不懂象雄文化是不行的,象雄文化是藏族文化的源头。象雄文化的主要特点在哪里?我举了几个例子,把要害的东西说出来,以理服人。

  因为翻译的事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我做译审时间早了,我是藏文版《水浒》的主审之一,《水浒》我们在北京前后弄了两年,得了全国翻译一等奖,也是第一个完整翻译成藏文的四大名著之一,是带有历史意义的。我把其中的很多例句就写在书中了。翻译《水浒》当时大家争论很大,后来才慢慢取得共识,藏区非常知名的大学者都评论《水浒》的翻译水平,肯定其翻译成果,这就有说服力了。

  说到藏汉文化结合的好处,我体会第一这是我由我的出身决定的,第二,我一辈子搞藏汉文化交流工作,双语工作对藏汉文化的交流起到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历史上讲藏汉两族历来就是兄弟民族,具体实现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语言交流;再就是通过藏汉学者的共同努力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观点。藏族有个谚语“你到过翁堆形卡(上部农田)吗?翁堆形卡现在是一片麦浪滚滚”,翁堆形卡其实是拉萨一个街区的名字,不是农田,不能出这样的笑话,是吧?

  所以,藏汉族藏学工作者和公务人员都应该把藏文和汉文都好好学起来,而且要互相多交流多沟通,为增进民族团结做点儿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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