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解码幸福西藏

2014-03-19 13:25:32   来源：中新社   

 

　　在覆盖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104个城市和300个县，发放了10万张问卷的大调查中，多次上榜的圣城拉萨，让人们将目光注视到了这片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袤土地。

 

　　是什么让生活在西藏的人们如此幸福？他们的幸福从何而来？他们又是凭借什么在“中国式幸福”中脱颖而出？

 

　　中国的新领导层提出了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定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于是，当面对“幸福”这个美好而令人向往的主题时，却不经意间发现：在西藏，有一种对幸福的向往，因得来不易，而宝贵且真实。

 

 

 

　　【侨报讯】在旧西藏，对于妇女的歧视可以从妇女的藏语称谓上看出：“杰麦”，意为“坏生”、“劣生”，而旧时西藏对女性的歧视还不仅仅是简单的称谓。从家庭到社会，西藏女性的角色似乎并没给她们留有实现自身价值和诉求的空间。

 

　　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法典明文规定：“勿予女子以议论国是之权利”，“奴隶与妇女不许参与军政事宜”。“就连身为贵族的夫人，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在家庭中也没有地位”，曾任西藏妇女联合会主席的阿沛·才旦卓嘎回忆道，尽管出身贵族家庭，她仍感到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不公。

 

　　不用说学文化、受教育、参政议政，就连基本的婚娶、生育都毫无自由和保障可言：婚姻由父母包办，而生孩子时更是被视为“不干净”的事情，对于没有医疗保障的妇女而言，分娩如同过鬼门关一样。

 

　　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桑昂曲林一个破牛棚里的“朗生”（无生产资料、无人身自由，一人为奴，世代为奴）次仁拉姆6岁开始给领主干活，12岁时，因父母被卖给别家的领主，次仁拉姆从此再未与父母相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到来，次仁拉姆分到了三只绵羊、一头奶牛、一间房子、一个水磨和6（藏）克（相当于亩）土地，这个曾经地位最低、最没有人身自由的“朗生”说，她当时“幸福地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 

 

　　生有为之所依，几只牲畜、几亩地的基本生产资料便已是当时西藏底层妇女幸福之源，而同在彼时的西藏唯一一位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也并没有因为她身份的特殊而享受到如今看来理所应当的幸福。

 

　　桑顶寺是一座约有600年历史的寺院，属于噶举派的布顿教派，从15世纪第一世活佛开始即为女性，并受封为大呼图克图。

 

　　“我的地位虽然高，但是从没有参过政，妇女不能参与政治”，桑顶·多吉帕姆回忆起这样一段经历：噶举派有传统，每一世都要背一种祈祷文，我也背过，有这样一句，“汉地国王邀请并接见了德钦旺姆，她是属于国王封的八个嘉博（地方王）之一，这八个嘉博可以当摄政王，由于她是女性，所以不能当摄政王。”

 

　　位高无权，纵然民众顶礼膜拜，向她祈求幸福，而彼时的女活佛，莫说给予追随者幸福，甚至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她还在叛乱中被强迫裹胁到印度。在叛匪司令安多·列西写给她的恐吓信中写道：你吃了不少汉人的大洋，你若愿意继承历世多吉帕姆活佛的大业则罢，否则，我们将像对待山南某活佛一样，把大洋融化成银水灌死你。桑顶·多吉帕姆的曲折历经让她感觉不到应有的幸福，直到她辗转回国。1959年国庆前夕，终于回到祖国的桑顶·多吉帕姆在9月30日参加国庆宴会时，“再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如今的西藏女性，已不再停留和满足分田种地和初涉政坛，更多的社会角色让她们渐渐撑起了原属于自己的半边天：西藏第一位藏族女教授次仁央宗、西藏第一位女律师央金……

 

　　在西藏女性愈发自信地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更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也在为她们的幸福保驾护航：学生“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政策让女孩得到了更为宽松的学习机会，西藏成人妇女识字率达到82％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和对农牧民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医药费用全报销政策，大大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女性平均寿命。

 

　　西藏官方2011年11月颁布实施的《西藏自治区妇女发展规划（2011－2015年）》确定了健康、教育、经济、决策与管理、社会保障等七个发展领域57项主要任务和85项相应措施。